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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1905年，中国人，八十一万人；外国人，三万人。）到了1920年（民国九年）公共租界中除了外人纳税会以外，又设立了一个华人纳税会，其成员也要符合至少拥有五百两银子的地产等等条件，他们就是所谓&ot;高等华人&ot;，主要是买办资本家。从他们中也产生了几个董事，参加这个&ot;国际的&ot;&ot;民主共和国&ot;的统治机关。所以最初本来是侵略者用明火打劫的方法取得了在上海设立一个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居留地，结果他们却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国际大老板（和作为他们的附庸的极少数中国大老板）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不但是在中国国土上的独立王国，而且它在长时期中掌握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吮吸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而成为国际大老板们的一个真正的天堂。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十分腐朽的阶段，没有能力对于他们所面临着的历史变局作出灵敏的反应，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模糊地感到，南京条约的订立并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倒是一系列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开始。

给事中董宗远在南京条约订立时上奏皇帝反对和议，认为屈膝求和，将招致严重后果：&ldo;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rdo;。董宗远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着想，他所说的&ldo;国威&rdo;指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威望。他担心的不仅是对外的威望丧失，而且是对内将难以控制人民，也就是所谓&ldo;乱民自此生心矣&rdo;。他说：&ldo;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rdo;。所谓&ldo;国脉自此伤矣&rdo;，是指经济而言。他是因南京条约中的赔款而担心对方的需索将无止尽，&ldo;民穷财尽，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rdo;？1董宗远的这些议论代表了本来已经深感内部危机的封建统治者在经过鸦片战争后的无穷忧虑。

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

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林则徐，他在道光十九年到二十年在广州时找人翻译了一些外国书报上的材料，他除利用一部分材料写成了一卷《四洲志》外，又把这些材料给了他的朋友魏源。魏源继续收集材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了一部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最后在咸丰二年（1852年）又经补充，成了一部一百卷的大书。差不多同时，在福建的徐继畬也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外国人出的地图和其他书籍，经过五年的辛勤努力，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版了一部十卷的《瀛环志略》。魏源和徐继畬的著作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形的最早的两部书。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虽然已经通商多年，但是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甚至是在哪里，并不了然，而且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观念。现在，魏源、徐继畬的书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这些新书大体准确地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说得很不清楚，也不免有不少误解。

徐继畬的书说：&ldo;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rdo;1这当然还不能给人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明确概念。书上又说：&ldo;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照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代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rdo;1。这算是提供了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模糊图画。关于英国，徐继畬说：&ldo;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眸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rdo;2这算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他的书盛赞欧洲人的船坚炮利，但终究说不明白他们的本领从何而来。&ldo;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造舟尤极奥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rdo;3。作者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来说明问题，只能把欧洲人的&ldo;船坚炮利&rdo;归因于他们似乎具有&ldo;性情&rdo;和&ldo;运思&rdo;上的什么特殊才能。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把了解世界情况看成有重大意义的事，他说：&ldo;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rdo;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的人中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ldo;师夷长技以制夷&rdo;（学了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他所要学的主要是&ldo;船坚炮利&rdo;。他说：&ldo;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rdo;4。因此他主张在广州官办&ldo;造船厂&rdo;、&ldo;火器局&rdo;各一所，其余各地，&ldo;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rdo;。他的书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如书中刊载了四季寒暑图、日月蚀图等等。他以为只要靠官办一所船厂，一所枪炮厂，就能解决中国海防问题，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各地商民就能办起船械厂来制造民用的船舶和机器，这不过是书生的空想1。他的呼声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