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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ldo;谋反&rdo;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ldo;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rdo;。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ldo;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rdo;。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ldo;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rdo;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ldo;辩友&rdo;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ldo;敬天法祖&rdo;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ldo;拨正反乱&rdo;，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ldo;宽仁&rdo;二字概括；胤禛稍嫌&ldo;操切&rdo;，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ldo;恐怖主义&rdo;，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ldo;出轨&rdo;，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ldo;特务政治&rdo;（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ldo;皇天无亲，惟德是辅&rdo;、&ldo;抚我则后，虐我则仇&rdo;；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ldo;平等辩论&rdo;。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ldo;盛世&rdo;。乾隆治下，虽有所谓&ldo;十全武功&rdo;，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ldo;永不加赋&rdo;、&ldo;耗羡归公&rdo;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ldo;盛世&rdo;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ldo;摧折士气&rdo;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ldo;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rdo;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ldo;学养&rdo;，只有在&ldo;盛明天子&rdo;治下的&ldo;盛世&rdo;，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ldo;盛世&rdo;，弘历亦自诩为&ldo;盛明天子&rdo;，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ldo;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rdo;（《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ldo;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rdo;。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ldo;大狱&rdo;，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ldo;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rdo;的&ldo;春秋之义&rdo;。&ldo;讳&rdo;字有二解，一曰&ldo;隐&rdo;，一曰&ldo;避&rdo;。隐讳者，&ldo;隐其恶&rdo;也，与书写历史的&ldo;直笔&rdo;相悖；避讳者，&ldo;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rdo;，则是史册中惯见的&ldo;曲笔&rdo;。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ldo;隐其恶&rdo;为&ldo;讳&rdo;，以缺笔不书为&ldo;春秋大义&rdo;，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ldo;避其名而逊其辞&rdo;，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ldo;秽史&rdo;，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ldo;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rdo;，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ldo;至少是思想罪&rdo;‐‐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ldo;谋反&rdo;），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ldo;一把心肠论浊清&rdo;（胡中藻）、&ldo;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rdo;（徐述夔）、&ldo;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rdo;（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ldo;同情之理解&rdo;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ldo;同情&rdo;太过，造成&ldo;过度诠释&rdo;，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ldo;览奏恻然&rdo;，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ldo;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rdo;。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ldo;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rdo;，屈氏族人&ldo;毋庸查办&rdo;。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