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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ldo;在编&rdo;人员，而类似今日之&ldo;临时工&rdo;，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ldo;鞭之左右而已&rdo;。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ldo;讲数&rdo;。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ldo;同意报销&rdo;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ldo;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rdo;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ldo;陋规&rdo;更是大笔进项；&ldo;陋规&rdo;并非贪污受贿的&ldo;黑钱&rdo;，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ldo;特性&rdo;，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ldo;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rdo;。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ldo;特性&rdo;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ldo;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rdo;；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ldo;人情味&rdo;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ldo;权迷&rdo;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ldo;滚动开发&rdo;，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ldo;穆党&rdo;‐‐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ldo;中兴领袖&rdo;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ldo;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