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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史学研究]《陈布雷大传》作者：王泰栋【完结】

一点感想（代序）（1）

毛翼虎

王泰栋同志以其所撰之《陈布雷大传》给我看，他是一位有心人，为写此传，下了不少工夫，费了大量心血。几经修订，庶成此稿。我通读以后，不禁思绪万千，感触多端。

布雷先生是我的宁波大同乡。忝属晚辈，虽少交往，但早年对他的文章道德，是颇为心

仪的。1948年，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有机会得在南京识荆，曾多次偕同浙江同乡去看望他。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有一次我问他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他用缓慢低沉的口气对我说：&ldo;力量&rdo;和&ldo;形势&rdo;两个词要分开来讲，论&ldo;力量&rdo;，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ldo;形势&rdo;这个词。他是看到总的趋势的。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他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后来到他自杀的噩耗传来，我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出此下策。

《陈布雷大传》资料丰富、真实。其实此书写的不仅是布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鼎革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政局诸端，其间以布雷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加以叙述，兼及布雷先生与郭沫若、邵力子、张治中、沙文若（沙孟海）诸人，与同僚下属以及兄弟、妻子儿女间的种种关系。不仅可供了解布雷先生的为人处世，对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总的来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总感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的，像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尤难。因为写到他，就必然牵连到蒋介石和当时政局的方方面面。像作者这样用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绝不可能。这只有在三中全会后批判了&ldo;左&rdo;的错误倾向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政策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来写这样的文章。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外侮侵凌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ldo;士为知己者死&rdo;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时代在前进。当前，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国家稳定团结，改革开放形势大好。香港已经回归，洗雪了我百余年来的耻辱，更令人鼓舞。台湾尚未团圆，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但读了《陈布雷大传》，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借鉴历史，接受教训，从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着眼，共促统一之成。不仅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在台湾的其他政党和炎黄子孙都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现正是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奋发腾飞的契机，愿借以寄语在台国民党诸同仁和台湾同胞，希望大家能从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发，解脱旧的思想束缚，跳出小圈子的局限，共同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同创千秋功业！

1997年7月

（注：本文作者毛翼虎先生，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副主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已于2004年去世。）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王泰栋

为了写《陈布雷大传》，我征得布雷先生二公子陈过老人和布雷先生孙女陈重华女士的同意，借来布雷先生1935年2月至1948年11月12日之日记29本（缺1941年上半年半年）。这29本日记原件已由布雷先生亲属捐赠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按照惯例，将复印件回赠给其亲属。所以我看到的是复印件，不过字迹还是很清晰，基本上保持原样。

这29本日记，全部是蝇头小楷，用毛笔书写，写在专用的文渊阁稿纸上，16开，每面平均500字左右，每篇注明月、日、星期、天气、晴雨，还有温度（华氏）。4404天，每日不间断，一个月之回溯、并记、杂感等，也有剪报、图片等。布雷先生真可谓有心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史料，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字，没有别字，也没有漏字，估计最起码在150万字，一口气写下来，坚持4404天，真令人肃然起敬。

一点感想（代序）（2）

这12年8个月时间正好是布雷先生跟上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纪录，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不仅具有参考价值，也有研究价值，更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我仿佛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奋笔疾书的情景，在笔下喷吐出他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留下了多少宝贵的史料啊。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ldo;文胆&rdo;，其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以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28年6月随蒋去北平，为蒋起草《祭告孙总理》文，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长文，这篇长文因为非常敏感，在国难当头之时，&ldo;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rdo;（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1935年以后日记记录的是抗战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自己提出要写一篇《报国与思亲》。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陈布雷两三天内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以外，就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全文也仅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陈布雷心情烦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陈布雷为蒋起草文告最最顺利，影响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介石慷慨激昂宣布：&ldo;……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rdo;，&ldo;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rdo;，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鼓舞作用。最最著名的，是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确是倾注了全身心写就的，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ldo;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rdo;陈布雷对自己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紧对汪精卫的诱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蒋为对手诱降，而是加紧轰炸，必欲置蒋于死地，甚至连蒋的老家溪口也轰炸得一塌糊涂，将蒋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