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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章（第1页）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ot;公理战胜强权&ot;1。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ot;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ot;并且说，巴黎和会&ot;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ot;2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ot;外争主权，内除国贼&ot;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1。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ot;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ot;2。

《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境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然杂陈于青年面前。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跃。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社团组织。其中有出版《国民杂志》的国民社（上述的学生救国会的成员所组织），出版《新潮杂志》的新潮社，在城乡居民中进行通俗爱国宣传的&ldo;平民教育讲演团&rdo;，以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青年组织的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骨干，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和赵家楼的示威虽然带有群众自发性，但是整个行动比较有组织，而且在这一天行动以后能够坚持下去，就因为有这些社团的原故。这些社团和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的发展外，还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参加了学联会的工作，并且组织学校教职员支持学生的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ot;十人团&ot;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ldo;文明&rdo;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