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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1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还没有资产阶级，也就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已经开始有了些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改革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理解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他们不赞成，而且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里可以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为例。

一、冯桂芬（1809-1874）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刊行《校邠庐抗议》一书3，这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种。其中提倡&ot;采西学&ot;、&ot;制洋器&ot;，主张学习西方的&ot;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ot;等，主张学习使用机器，认为&ot;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ot;1他把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外国相比较，认为&ot;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ot;2。他的书中对于当时的官制，官员的升迁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官场上贪污习气等等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固然谈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内已被认为是&ot;立言不免稍激&ot;3了。冯桂芬是个苏州的地主绅士，中过进士。他在咸丰十年逃到上海。他赞成借用外国力量来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派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绅士们推动的，冯桂芬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受李鸿章聘任为幕僚，襄助用兵苏、常一带。在他的书中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是，由于俄、英、法、美四国&ot;互相箝制&ot;，近数年内，可以&ot;无事&ot;，但是&ot;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ot;，如果不努力&ot;自强&ot;，那么&ot;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ot;他认为，&ot;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ot;4他赞成借洋兵来&ot;剿贼&ot;，认为反对借洋兵的人是不识夷情，不懂夷务；他说：&ot;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ot;5。在他心目中，&ot;剿贼&ot;--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灭掉是当前的急务。

二、王韬（1828-1897）他本是苏州农村里的一个秀才。在中了秀才以后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到上海，在一个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办的&ot;墨海书馆&ot;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发行汉文书报，其内容是宣传基督教，吹嘘西方物质文明，以求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养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韬的墨海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不仅是在这个出版机构中工作。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沿长江到南京和汉口，王韬还随同前往。就在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在苏州向太平军表示归顺，并上书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约半年后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国人手下工作。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清军从俘获物中发现了一封写给太平军&ot;总理苏福省民务&ot;的官员刘肇钧的长信，署名黄畹，并且很快查出这封信的作者就是王韬。清朝官方认为王韬是&ot;通贼&ot;的罪人，要求英国人交出来。英国人拒绝，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后，王韬就长期在香港办报，还曾到过英国，晚年才回上海。王韬写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书，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事业，主张改革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他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一贯地表示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他写给太平军的长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军不应该进兵上海，对于洋人&ot;宁和而毋战。&ot;他说，太平军应该主要去同曾国藩争长江上游，&ot;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石达开）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清有矣&ot;。他说，上海虽然并不是不可能攻下，但从此和洋人结怨，是很不利的，&ot;虽得志于上海，而于力争上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ot;1这个王韬，不久后又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信中说，太平军不力争长江上游而占江、浙是&ot;失其地利&ot;，从而向曾国藩献策说：&ot;我之所以平贼者，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ot;1把王韬给曾国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在王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时开始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发挥在某种程度和封建传统对立的思想，但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闳（1828-1912）这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容闳出身于广东澳门附近的农家，从七岁起在澳门和香港进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二十岁时外国人把他送到美国，在那里受了大学教育。当他回国时，已经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了。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由上海走内河经过苏州、无锡等太平军占领地区到了天京。他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见。据容闳说，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识。所以他表示此来是&ot;探问故人&ot;，而&ot;无意投身太平军中&ot;。但他向干王提出了七点建议：&ot;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ot;并且表示：&ot;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ot;1。这些建议表明，容闳对于农民革命并没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甚至把&ot;揭竿而起&ot;的农民群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都归功于&ot;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ot;，而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满意。他的建议是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来改造农民政权，但是他拒绝参加农民革命。干王颁给容闳一个四等爵位的印衔，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来的美国传教士一起离开太平军区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被人介绍给曾国藩，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在他的书中对曾国藩作了高度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