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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怎样对待天地会的组织，从阶级关系上说，就是怎样对待江湖游民。江湖游民是太平军扩充其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广西、湖南、湖北，天地会的组织是非常多的。如果拒绝天地会参加，太平军就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队伍；如果让游民的坏习气支配自己，太平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维持它的严肃的政治面目。这是太平军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不少天地会的人参加，其中有的人像罗大纲，在向南京的进军中已经成了太平军中的重要的将领。但是也有些人三心两意，例如张钊、田芳等，他们原来是罗大纲的同伙，都是浔江上的&ldo;艇匪&rdo;的头头。太平军方面派人和张钊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中除了罗大纲以外，一则因为害怕拜上帝会的严格纪律，再则因为清朝官方这时正在向他们&ldo;招安&rdo;，他们终于没有参加太平军，反而跑到了敌人方面去了。一些和他们接触的拜上帝会的人还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发生动摇。在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官书《天情道理书》中提到这件事说：&ldo;时有大头妖（张钊的外号是大头羊‐‐引者）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这是指肖朝贵以耶稣的名义说话‐‐引者）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rdo;1。张钊等人率所部投入清官军去后，参加进剿太平军，号称&ldo;大头军&rdo;，所以太平天国官书称他为&ldo;大头妖&rdo;。

《天情道理书》中还提到1850年广西武宣的&ot;土匪陈亚癸&ot;，说他&ot;聚党数千，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ot;2。这个陈亚癸也是天地会的一个头子，也曾经表示要同太平军合作，但他的行动仍然保持着脱离群众的那些作风，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所以在太平天国的官书中提到他作为一种鉴诫。

这一类初期的经验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高了警惕。太平天国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的人必须成为拜上帝会的教徒，也就是必须完全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服从在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组织纪律。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既能扩大，而又不致受足以败坏农民革命的坏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

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是在没有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论证他们的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他们宣布，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时的吃喝享受，而是为了保证一切穷苦人民的长远福利的神圣目的；也不仅是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于上帝意志的天国，这就比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由此，他们就使得为进行这样的斗争所必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神圣的色彩，成为对一切参加者必须接受的约束。谁要参加太平天国的事业，谁就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上帝，并且按照上帝所要求的一切去做，否则，就不是真正可靠的同伴。这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有的历史评论者对此表示惋惜说，如果太平天国不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讲反清，那就会吸收更大量的天地会群众，甚至招来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所起的积极作用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个单纯农民革命，是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

就对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游民阶层的关系来说，正因为太平天国坚持了只有在崇仰同一的上帝的条件下才吸收他们参加，所以它能够在其进军过程中吸收了属于天地会的大量游民群众，并把他们溶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不为他们所同化。

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从宗教迷信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想武器，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下列两点：第一，正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了自己队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在他们以外的各种农民革命力量，他们的宗教却成了一个狭隘的宗派。在太平军北上后，在广东、广西，继续出现一股股的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是天地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有的声势也还不小，但是他们仍只能重蹈已往的覆辙，每一股各行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敌人消灭。太平军虽然也派人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但不可能对他们实行领导，帮助他们提高，也就只能坐看他们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