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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经过此两次事件，朝野均有&ot;民可制夷&ot;之感。广州进城问题发生后，确证民心可恃。南京条约准英人寄居五处港口贸易，英人指港口为城市，要求进城。上海、宁波俱无困难，福州、厦门亦仅小有纠纷。广州情形不同，绅民坚拒，主要为感情作用，特别是在民夷冲突之后。耆英时代，并无绝对不允之意，然迫于舆论，不得不设词对英搪塞。英人以为进城与否，虽不关实际利害，但为条约权利。不准进城即是违约，此风决不可长。为了颜面，亦非进城不可，中国如不拒绝，不必定要进城，今既不允，则必须坚持，实亦近意气用事。

一八四三年，璞鼎查屡请入城与耆英相见，升平社学声势汹汹。经耆英婉词解释，璞鼎查允暂搁置。翌年，德庇时重行提出，亦未如愿。粤人每遇英人思进城门，或擅入城内，辄聚众鼓噪，甚至殴辱。一八四五年，德庇时与耆英会商交还舟山问题，复谈及进城之事，耆英恐英人借口久据舟山不还，答应考虑，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粤人标贴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进城，必置诸死地。跟着发生暴动，捣毁广州知府衙门。耆英大为恐惶，将知府撤职，重行出示，杜绝英人进城。这是民间对外问题的初次示威，并占了上风。英政府不欲操之过急，致碍商务，拟俟情况妥协，再行办理。

耆英原主以诚信对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实，殊不以粤人的举动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言官则常予责难，盛称粤民为英人所惮，不可&ot;强民从夷&ot;，道光亦谓必须固结民心。耆英虽一样认为不可&ot;屈民就夷&ot;，须抚柔善导，不过这是不易做到的事。一八四六年，民夷冲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粤民。某次英人无故拘打小贩，开枪伤人，英外相撤销英领事对凶犯的处罪，而于英水手被殴之事，则要求惩凶，否则直接行动。一八四七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时不待查究，率舰突袭省河，占领炮台，直抵广州，声言将攻击佛山。耆英亲至夷馆恳商，许两年后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划定河南租界，惩办凶手，粤民愈为愤恨。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广州附近的黄竹岐被殴致死，粤民亦有三名毙命，德庇时复率军舰来省，耆英立将凶首四名处斩，方获无事。

清廷的对外政策，大抵为羁縻夷人，固结民心，而事实证明羁縻并未生效，民心则确属可用。耆英初颇想做到&ot;民夷各得其平&ot;，但在民夷夹攻之中，实感进退维谷。进城事，尤使他棘手，两年期届，众情是否允洽，毫无把握，曾表示辞意。黄竹岐案结，再度奏陈难当重任。德庇时的突袭，已令道光愤懑莫名，对于黄竹岐事件，更认为英人的要求&ot;荒谬已极，自无允准之理&ot;，而耆英竟将人犯正法，显系违背了道光的意旨。一八四八年二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广缙代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接任广东巡抚。此一人事调动，为清廷对外态度转变的具体表现。道光给徐敕谕为&ot;疆吏重任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ot;。

中国的外交负责人更易，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亦改为文翰（sgbonha）。文翰曾任职新加坡与满剌加，略知华事，要求明年履行广州进城的诺言。徐广缙答以&ot;百姓不许&ot;。一八四九年文翰约徐面议，徐以&ot;中外大防，在此一举&ot;，叶名琛亦谓&ot;官民合心&ot;，&ot;实有把握&ot;。于是部署军事，密集乡勇。四月，双方相见于虎门英舰，文翰请定期许英人入城，徐称不能自主，须待诏旨决定。道光的密示，谓可暂令文翰入城，惟不得习以为常。如果徐照此原则处理，可望获致妥协，但他给文翰的照会，则加驳斥，这是因为士绅的态度决绝，他与叶名琛又以为英人谋乘机抢劫藩库，占领省城，复认定文翰系虚张声势，&ot;婉阻未必遽开边衅，轻许必致立开兵端&ot;。道光认为有理，一切由他们办理。时广州已对英绝市，兵勇昼夜戒备，英军舰进泊洋行附近。诏命徐、叶准备决裂，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英国政府于进城之争，并不十分坚持，一八四八年十月已训令文翰，如中国允公使领事入城拜访，即可了事。十二月，再度训令，不必为进城权利引起兵端，武力取得，亦难顺利享受，意思是不妨避开这个争论。虎门会谈后，文翰知照徐广缙，将来署拜谒，徐仍谢绝。文翰随即声明&ot;再不辩论进城之事，亦不进署拜谒&ot;。徐、叶张大其词入奏，说是文翰以省城防御森严，&ot;畏葸中止&ot;，已布告夷商，&ot;罢论进城，大家安心贸易&ot;。道光欣慰之至，谓&ot;如此棘手之事，卿等不动声色，使彼自屈，较之军功，尤堪嘉尚&ot;，分封徐、叶以世袭子爵、男爵，其他广州大员及绅民均各有奖勉，绅民并为徐、叶建纪功碑，君臣上下俱说是十年来夷务的一大胜利。

英外相巴麦尊得知之后，大为愤怒，命文翰警告清廷，不要忘记一八三九年广州当局所犯的错误及英国军事行动的后果，必要时英军可将广州毁为平地。另有致北京照会，由文翰一并向上海、天津投递，均无结果。

第三章内部动乱（上）（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

第一节太平军的兴起

一、鸦片战争与内溃的加剧

嘉庆一朝，几乎始终是在变乱中，道光前期仍时有骚动。今文学家龚自珍深感世俗之坏，贫富不齐，愤怨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必至发于兵燹，清的治权可能难保。不久中英战争发生，中国一败再败，有心人愈察觉到今后的内在危机。一八四一年，广东按察使王廷兰说中国将一蹶不振，从此不仅为外邦所轻，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一八四二年，浙江巡抚刘韵珂说，人情震动，不逞之徒乘机起事。湖南儒生刘蓉说，奸宄之徒，罗布环伺，&ot;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ot;1南京和议后，刘韵珂复指出各省通商，烟禁大开，漏银更多，国用民用俱绝，兵无斗志，民有乱心，以英兵内犯为可喜。给事中董宗远指出军兴三年，上下交病，民穷财尽，殆不可支，乱民自此生心，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而起。史学家夏燮指出外洋商货无限制的输入，利权悉为英人所操，人民衣食之源将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