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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约在一六三二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笃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他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军政，一篇阐扬基督教义。在前一篇中，他说：&ot;太西诸国原不同于诸蛮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尊贤贵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风俗不如也。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宫室皆美石所制，高者百丈，饰以金宝，缘以玻璃，衣裳楚楚，饮食衍衍，我中土繁华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找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万人敌，临阵勇敢，誓死不顾，巨炮所击，皆使坚城立碎，固垒随移，我中土之武备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风俗，而鄙之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ot;三百余年前有此了解，洵属难能。

二、西学西教的发展

明清交替之际，在南方的耶酥会士为支持南明的恢复运动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则转而拥护满清的新政权，颇得青睐。摄政王多尔衮到京后，限内城居民于三日迁出，俾八旗居住。汤若望奏称，天主堂内存有新修历书雕板、测量天象仪器，及礼器经典，不易搬移，仪器倘有损失，修正购办亦多困难，请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尔衮准如所请，另给上谕，加以保护。新王朝需要新时宪，多尔衮以汤若望的新历法，合乎天象，&ot;天运已新，允宜用此新法&ot;。汤若望复面陈新法正确无谬，多尔衮即将所纂历本颁行，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为其后一百余年他们所常任的职位。各地教士亦多赖汤若望之荫庇。一六五0年顺治帝亲政，汤若望的宠眷愈隆，不时献替忠言，讲说道理，欢洽有若家人，曾于京师赐地建天主堂，御书堂额，御制碑记。甚至太后与大臣商议大位继承问题时，亦取决于他。耶酥会士希望顺治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辅政，汤若望因历法旧派杨光先诬陷下狱，赖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释免，一六六六年卒。

英明好学的康熙亲政后，不仅恢复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给予的渥待，且过于顺治之时，为在华耶酥会士的黄金时代。一六六九年，以钦天监杨光先推测不验，制器无方革职。授比利时籍的南怀仁以钦天监监副的职衔，负实际制历之责，他是利玛窦、汤若望之后的第三位杰出的耶酥会士。吴三桂乱起，南怀仁又奉命铸炮，先后成六百八十尊。召见时赐坐、赐馔，礼遇之隆为满、汉大臣所罕有。他殁于一六八八年，追赠礼部侍郎，予谥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为西人所未有过的殊荣。寻复遣官祭墓，称道他&ot;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1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坚而制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ot;。御制碑文，尤念念不忘其&ot;覃运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ot;的大功。三藩之役，满清存亡所关，南怀仁所铸大炮为清军制胜的一大关键。接替他治历工作的为闵明我（philippariagrialdi），法国的耶稣会士白进（joachibouvet）。张诚亦于此时携带天象仪器、书籍三十箱入京。

治历、造炮为南怀仁受到宠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浓厚求知欲，愈使彼此关系亲密。他几乎每日入宫，为康熙讲几何、代数。一七一三年，设算学馆，选八旗世家子弟学习，兼及历象、乐律。御制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多采西说。

第一位服用西药，相信西医的中国帝王为康熙。一六九三年他忽发高烧（疟疾），经张诚、洪若翰（joannesdefontaney）进以金药（e），一服而愈；特于皇城内赐广厦一所，并准于附近建筑教堂。另一教士（bernard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为御医。精通外科医理的罗怀忠（jasephdacasta）在内廷行走。

第一部经过测量绘制的中国地图，成于康熙之时。一六六五年以畿辅常被水患，命白进等测量，绘成地图。一七0八年又要他们测绘全国地图，一七一七年完成。贡献最大的，白进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bregis）、杜德美（petrjartoix）、费隐（xavierfridelli）、冯秉正（jadeailla）、麦大成（joannesgarda），多数为法国籍。这部地图即《皇舆全览图》，流行二百余年。

在清初对外交涉中，耶稣会士颇称活跃。一六八六年俄使到京请和，康熙曾命闵明我前往报聘。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张诚、徐日昇斡旋之力实多。条约的正本为拉丁文，以后中俄文书往来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赖于耶稣会士的翻译。一七0五年，命翰林院学习。时俄罗斯馆已设置多年，俄国学生在馆习满文、汉文，八旗子弟习俄文。雍正时，中俄交往愈繁，于是别立西洋馆，专攻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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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政为日月五星。

西洋教士既受优容，传教大得便利。一六五0年信徒已达十五万，一六六一年约二十五万，一六七0年约二十七万。康熙时，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声威方盛，法国耶稣会士开始来华，他们的影响与贡献，非他国教士所及。但只许京师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抚有禁止传习天主教之举。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索额图与张诚、徐日昇十分友好，赖他的运用，一六九二年，礼部会同大学士奏称西洋人德性过人，近来管理天文算学、铸造之器，随同办理中俄事宜，均著劳绩。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无为恶乱行之处，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各处天主教堂应照旧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奉旨依议。从此天主教可公开活动。十八世纪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详，有谓北京一处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属可信，全国每年入教者当有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