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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ldo;应该做的事，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rdo;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ldo;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rdo;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ldo;中山舰&rdo;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ldo;误会&rdo;，貌似&ldo;公正&rdo;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ldo;政治绊脚石&rdo;，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ldo;发展太快&rdo;，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ldo;吸取教训&rdo;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ldo;中山舰事件&rdo;这样的&ldo;误会&rdo;。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事件发生后，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ldo;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rdo;。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ldo;整理党务案&rdo;，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个&ldo;整理党务案&rso;&rso;计有如下九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常应训令

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

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

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

（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

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不得充任本党

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

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

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

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

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

追认。

／1、本党党员（国民党）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

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

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ldo;整理党务案&rdo;，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ldo;合法化&rdo;，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