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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jian，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jian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ldo;元佑党籍碑&rdo;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iddot;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iddot;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iddot;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ldo;元祐党人碑&rdo;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ldo;元祐党籍碑&rdo;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