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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第1页）

一是实行&ldo;公库法&rdo;。

所谓&ldo;公库法&rdo;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ldo;公库法&rdo;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人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烟、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人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并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征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辟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征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胡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ldo;救国公债&rdo;、&ldo;建设公债&rdo;、&ldo;军需公债&rdo;、&ldo;国防公债&rdo;、&ldo;赈济公债&rdo;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ldo;七七&rdo;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门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ldo;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日&ldo;为了抗战&rdo;。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ldo;支付命令&rdo;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