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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第1页）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ldo;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坐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ldo;改革&rdo;、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并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采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并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并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系，从而牵制汪精卫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板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3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