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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乡绅们的反对并没有作用，林道乾所部依然被安置于潮阳下尾村，&ldo;得食膏腴田千余亩&rdo;，其部队的建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与之前王直被招安有着天壤之别，王直几乎是单枪匹马入杭州，虽然胡宗宪诚心，奈何朝廷却要用王直的人头立威，最后，横行大洋的&ldo;净海王&rdo;王直只能引颈就戮。之所以无法在招安的初期就一举改编林道乾所部，就是因为在王直事件之后，政府信用破产，拥兵自重几乎是被招安者的基本前提。在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也只有时刻紧握枪杆子，才能避免&ldo;人为刀俎、我为鱼肉&rdo;的命运。

林道乾被招安后，成功讨伐了小股海盗，&ldo;遇有他盗窃发，听明文征调，截杀立功&rdo;，&ldo;于是军中大事悉咨询乾&rdo;。此时，一方面他&ldo;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rdo;，但另一方面，他&ldo;杀掠如故……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rdo;（《潮州府志》），&ldo;借招抚之名，阴与之（曾一本）为援，城中良家之子，归者日以百数，隐然虎踞一隅&rdo;（林大春《井丹先生集&iddot;上谷中丞》），&ldo;欲收招海上精兵&rdo;，&ldo;里中皆畏乾，莫敢有诟言，偶有人侦伺，道乾闻知必大怒&rdo;。（《万历武功录&iddot;林道乾诸（朱）良宝林凤列传》）

林道乾充分利用招安时期这段难得的和平发展空间，甚至以类似&ldo;传销&rdo;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员，扩充队伍。&ldo;亡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相附者日众。&rdo;（林大春《井丹先生集&iddot;上谷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后，走私、尤其是武装走私的空间应该被大大压缩，沿海民众生业有道，不应再去冒险犯法，林道乾的势力何以能迅速增长呢？甚至&ldo;城中良家之子&rdo;也会&ldo;归者日以百数&rdo;呢？

林道乾的潮州老乡林大春指责，&ldo;顷者道乾徒党公行至掳掠居民，民不得已，严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来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顾涕泣。县令仓皇，莫知所为。于是吾辈乃往见令，说以尹铎守晋阳之事，因请移书责之背盟，始得以暂弭。然而观其报书，辞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来乎&rdo;？下围村此地&ldo;往岁地方警急，辄从征调，多得死力。自道乾一招，半为贼有，寻被残破，故土为墟。然使及今休养，犹可生聚，官府以义鼓之，或足以当东南一面门户。若复招安于此，则生聚者无几，见存者又复沦胥于盗。不惟自撤藩篱，抑且引盗入室而并据之。而欲求潮阳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辙，近事之明鉴也。&rdo;（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15，书。）

这是说在林道乾的&ldo;淫威&rdo;下，本就容易为盗的下尾百姓被裹挟进去了。但是，实际上，&ldo;隆庆开关&rdo;的改革并不彻底，海上贸易的大门并未打开，而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其目的还是&ldo;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rdo;（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ldo;隆庆开关&rdo;只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ldo;特区&rdo;，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ldo;船由&rdo;（船籍证书）、&ldo;商引&rdo;（也叫&ldo;文引&rdo;，营业执照），&ldo;由海道挂号，验其文书、丈尺，审其货物。当其出海回籍之候，照数盘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rdo;。（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iddot;广东四》）&ldo;商引&rdo;上需注明&ldo;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rdo;，&ldo;海防官及各州县乃置循环号薄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赉道（海道）查核，送院（抚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赉道，送院复查&rdo;。严格要求&ldo;船不离由，货不离引&rdo;，如果查获&ldo;有船无由者，船没官；货无引者，货没官；货有出引者，余货没官&rdo;。（许孚远《敬和堂集》&ldo;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rdo;）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从造船环节就开始限制。万历十七年（1589），&ldo;凡造贩番船只，务令先将欲往某国，赴海防官处告，明查在限数之内，方准行具给由打造，额外毋容私增船&rdo;（《明神宗实录》卷210）。同时，实行总量控制，&ldo;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rdo;，东、西洋船彼此间严禁越境贩贸。对于前往西洋（南海以西）的，因路途较远，规定于每年十一、十二月出海，&ldo;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rdo;；而东洋（南海以东）因为稍近，&ldo;多在春初驾往，严限五月内回销&rdo;（许孚远《敬和堂集》&ldo;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rdo;）逾期未归者，即使证件齐全，&ldo;仍坐以通倭罪&rdo;（《天下郡国利病书&iddot;福建》）。

如此众多的限制和严刑峻法，令掌握&ldo;船由&rdo;和&ldo;商引&rdo;的官员们获得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民间海商除了一方面必须承担官方的苛捐杂税外，到了万历中后期，税收甚至&ldo;倍三征之&rdo;（300关税），导致很多商户破产；还要受到官吏个人的多方盘剥。因此，&ldo;隆庆开关&rdo;之后，走私只是在短期内缓和了一下，随即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