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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ldo;群众基础&rdo;，绝非&ldo;内地奸人&rdo;&ldo;贪其厚利&rdo;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ldo;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rdo;（《明经世文编&iddot;海洋贼船出没事》）。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ldo;海盗&rdo;、而非&ldo;军门&rdo;能提供&ldo;衣食&rdo;。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ldo;倭寇之乱&rdo;，乃是&ldo;海商之为寇也&rdo;。唐枢分析道，海禁政策只能限制中国百姓，&ldo;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与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rdo;。他认为，内外交易是&ldo;生理之常&rdo;，如果&ldo;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rdo;，&ldo;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rdo;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ldo;倭寇&rdo;乃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ldo;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rdo;。（唐枢《御倭杂著》）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曾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的奏折中说:&ldo;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rdo;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ldo;倭患&rdo;的根源在于&ldo;海禁之过严&rdo;，&ldo;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rdo;，&ldo;私贩日本一节，百法难防，不如因其势而利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rdo;（《虔台倭纂》）。徐光启则更为形象地比喻道:&ldo;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壬子（嘉靖31年）之祸，则溢而四出者也&rdo;。（《明经世文编&iddot;海迁图说》）图12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ldo;倭乱&rdo;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ldo;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rdo;（《海寇后编》）。只有开放海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源。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ldo;抗倭&rdo;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为了朝廷的&ldo;体面&rdo;，自以为是&ldo;与人同利、为国捍边&rdo;的王直就必须死。面对凶险的官场斗争，胡宗宪无奈食言，奉命处决了王直。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ldo;倭寇&rdo;，失去了控制，四出攻击，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ldo;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rdo;时人感慨道，如果&ldo;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rdo;（明代谈迁《国榷》卷62）。

王直死后7年（1567），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这就是明穆宗，改元&ldo;隆庆&rdo;。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ldo;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rdo;（《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ldo;隆庆开关&rdo;。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ldo;倭渐不为患&rdo;（《明史&iddot;兵志三》）。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ldo;由引&rdo;）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ldo;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rdo;（《东西洋考》周起元序）。&ldo;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rdo;（谢杰《虔台倭纂》）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ldo;隆庆开关&rdo;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ldo;俺答封贡&rdo;。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ldo;和平的发展环境&rdo;。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也有学者估算，&ldo;由万历元年（1572）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rdo;（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