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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1页）

列宁早就预见到这一切：

&ldo;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rdo;

中国人还从印度人自己所作的评论中证实了自己的分析。他们引用了甘&iddot;达&iddot;比尔拉（gdbirla）在一美国商人集会上的讲话。此人是印度的一名大资本家（如果印度真有大资本家的话），他也是整个六十年代印度得到庞大扩充的大工商垄断集团的巨头。当时比尔拉向美国商人保证说：&ldo;公营部分将成为私人企业的动力。&rdo;

第三章北京的观点（2）

六十年代的头几年，公开暴乱和政治不满情绪在印度已经开始不断加剧。以后这就成为六十年代印度政局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把遍及印度的日益增长的政治骚动看作是革命的前奏，&ldo;（资产阶级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rdo;。与此同时，中国还看到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不得不经常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中国人还找到了尼赫鲁自己在他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所讲过的一段话来描述印度当前发生的情况：&ldo;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够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器来保持政权和镇压工人，民主就可以发展；当它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抛弃民主而采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rdo;

尼赫鲁在国内政治方面不断地向右转，中国认为他在外交方面也&ldo;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rdo;。&ldo;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打击国内进步力量……以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rdo;，印度政府&ldo;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rdo;。北京下结论说：这就是&ldo;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rdo;。

中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印度正在发生的情况，分析了印度的动机是有意投入美国的阵营，制造边界争端作为其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借口。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作解释或辩护。中国的政策是对现实作出的反应，始终取决于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取决于对尼赫鲁政府阶级本性的辩证分析。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些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北京的座右铭可以说是&ldo;不问其人，但观其行。&rdo;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明证。在中国看来，巴基斯坦在整个五十年代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它在联合国追随美国投票反对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它虽然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又同福摩萨的蒋介石残余分子维持着得罪北京的非官方接触；巴基斯坦还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在中国当时看来，阿尤布政府的政策是日益依靠美国，阿尤布提出建立巴、印&ldo;共同防御联盟&rdo;的建议是旨在&ldo;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rdo;。《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中期的一篇观察家评论说，&ldo;巴基斯坦政府应当悬崖勒马，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回到遵守万隆决议的道路上来，回到中巴两国友好的道路上来。&rdo;但前面讲过，巴基斯坦由于本身的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底改变了方针，从解决中巴边界问题着手，踏上了同中国建立亲切友好关系的道路，最后同中国几乎达成了反印的默契。

用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尺度来衡量，六十年代初期，阿尤布总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没落方面比尼赫鲁政府跑得还远。如果新德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大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那末，阿尤布政府则代表了下一阶段，即由军人统治取代了独立后的准民主制度。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被接管，说明印度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中印争端的尖锐化，印度政府更一步步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镇压‐‐但在巴基斯坦共产党却已被禁止多年。若单纯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巴两国应该是继续互不信任和互相厌恶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最为不满的时候（当时巴基斯坦设宴招待了一个从福摩萨前赴麦加、路过巴基斯坦的&ldo;中国回教朝觐团&rdo;），北京仍然指出：&ldo;中国人民一向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rdo;当巴基斯坦真的&ldo;悬崖勒马&rdo;，改变了它的敌对立场后，北京立即作出反应。从解决边界问题起，接着双方签订了其他互利的协定，诸如允许巴航飞机在中国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又给予巴基斯坦经济和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中印争端发展后期，中国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展开全面的谴责。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叛乱和尼赫鲁的哲学》

[译者注：应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语调上还是遗憾多于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才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间，中国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最后警告尼赫鲁&ldo;悬崖勒马&rdo;。北京反复重申&ldo;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rdo;，并坚持说边界问题本质上是个不太重要而且是带暂时性的问题。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