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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ldo;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rdo;。曾国藩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员马上也抽，强分一杯羹。曾国藩要任用一个地方上的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对敢于接近曾国藩的绅士打击报复。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ldo;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rdo;；又说他&ldo;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rdo;；说他&ldo;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rdo;等等，极尽污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自己说他在江西&ldo;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rdo;，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鑫，也不无同情地说：&ldo;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rdo;，&ldo;涤帅所处真是不易。&rdo;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ldo;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rdo;，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说：&ldo;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rdo;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ldo;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rdo;

当然，使他&ldo;积泪涨江&rdo;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基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却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ldo;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rdo;&ldo;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rdo;委屈痛苦，溢于笔端。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ldo;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rdo;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一向对曾国藩多所讥评的王恺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也在日记中对曾国藩深表同情：&ldo;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涤公言：&lso;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rso;，《出师表》无此沉痛！&rdo;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ldo;为江西所唾骂&rdo;，以及&ldo;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rdo;的难堪经历。

三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ldo;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rdo;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ldo;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rdo;。他&ldo;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rdo;，所以&ldo;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rdo;。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ldo;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rdo;。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ldo;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rdo;。

他直言不讳地说：&ldo;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rdo;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ldo;在籍终制&rdo;，就是说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