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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曾庆良说：我在电台与这位熊先生在一块儿还好，以后情况如何尚不能预料。希望你不要过于悲伤，再看情况如何！

熊叫两人多谈几句，曾说恐出问题，敦促速回。

张之俊听说这件事后稀奇地说：太奇了，太奇了！我们设法撮合他们，也为子孙积一点德！

六人表情一天比一天轻松。熊维邦在业余时间常陪他们到城内游玩。一天晚饭后，熊同六人一同去到南城墙上游玩。熊有意识地介绍了西宁市的东西南北方向和关卡渡口情况，六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熊还指点着自己的村庄，说一旦有必要的话可去他家找他。

虽说被困，但心的荒野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火焰。六人每日乘晚上工作完了的机会，以练习收发为借口，常窃听延安的新闻发布。延安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播电台。

熊本人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很了解报机刻度盘上该台的波长位置。熊一进门，六人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熊为避免他们产生恐惧心理，也时常若无其事地退出。

一天，熊偶尔到六人的房间，发现他们头对头地在写什么，见熊进来，便轻轻地以纸盖了。熊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谈几句就退了出来。

据报，红军一部在祁连山中西进。马步芳即派马步銮部一个团的兵力，由旅参谋长郭全梁率领取道都兰向北追击，又以旋密急电尚在张掖的马彪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当时，马步芳部的密电码都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特别是河西战役已近尾声，译电人员在保密上更是不太注意，用得最多的是旋密，很简单，稍有通讯知识的人一看便知电文内容。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中央才发了统一的保密密本。

曾庆良发现上述电文内容，当即大胆扣发了这份电报。译电处催要该电回文，熊追问发送情况，

曾说因声音微弱天电干扰无法发出。

总台台长张之俊、电务处长朱长玉以及电务处译电主任赵焕耀，欷g9a5b嗟叹，手足无措。张之俊以右手砸左手，对熊维邦说：看你捅下这个祸！赵焕耀说熊：老兄，你的庇胆大呀！

这件事如果让马步芳知道，大家都有责任。为了事态不致扩大，几人对曾庆良未动声色。后据报，红军在玉门的青头山一带出现，由刘呈德堵击。郭全梁由都兰撤回，马彪派兵也已没有必要。这份电报也无发出的必要了。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客观原因敷衍过了马步芳。

张之俊为了避免风声外传，将熊维邦及时派赴同德县。六人也被隔离电台。

第二年，熊维邦回到西宁，问曾庆良等六人情况。张之俊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

张出示了六人之中刘玉亭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刘给张、熊二人的，说：在西宁多承关照，甚感盛情。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他俩为了避免嫌疑，未敢回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将近30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端阳节，由重庆派来的外调解放军战士来青海找到熊维邦，勒令他去重庆交代问题，并和曾庆良对证。

通讯兵工程学院院长曾庆良将军坐在会议厅的角落里，此时他只配坐在角落里。然而，他必须面向大厅，掰开已经结痂的记忆，回顾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报，回顾那段充满艰辛的俘虏生涯

自传摘录

黄良诚1944年8月在师政直属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被俘经过。

失败到被俘

1937年3月间，西路军在流水沟战役之后，即最后确定了失败的命运。3月13日在喇嘛寺之战斗后，我和刘俊英（队长）、刘玉亭（机务员）、曾庆良（报务员），带一架干电池电台随九军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回向敌人背侧挺进，有意暴露目标，以引敌人向后转，使主力摆脱敌人而北进新疆。

我们离开主力的那天晚上，孙李二首长仅带十数匹马溜之大吉，只有一个负伤的团政委带着我们和200人不到的一支部队行动。3月15日，我们在喇嘛寺东南山林里埋伏了一天，杀了老百姓30余只羊。当时计划组织一些有枪的能跑的人，冲过有八九十里的平原到没有战斗过的东山去避几天，让敌人回师青海后再冲渡黄河回陕北。

16日晚，行不及10里路，通过一条冰河。我们有一个骆驼在过冰河时掉了队，后卫班也就不耐烦地向前走了，待我们过了冰河已失去联络，找不到部队了。我们没有冲过平原，回到西山的一个小茅棚。

17日又回到16日休息的那个小羊场，当天运输员又跑一个晚上，在离羊场不远的山林中住。

不幸，18日我们向东南山走的时候，与敌人的搜索部队遭遇，我们六个人就被俘了。

被俘到离开西宁

被俘即被两个骑兵押到团部，他们也就立即报告了师部（马彪），当晚师部派来了一个军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