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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ldo;风水&rdo;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ldo;天命&rdo;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ldo;天&rdo;及&ldo;天命&rdo;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ldo;子不语怪力乱神&rdo;，但是孔子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说：&ldo;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rdo;（《伦语&iddot;季氏》）&ldo;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rdo;（《伦语&iddot;尧曰》）

所谓&ldo;命由前定&rdo;，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求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ldo;风水&rdo;与&ldo;天命&rdo;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

&ldo;天命&rdo;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ldo;天&rdo;与世俗的&ldo;人&rdo;，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ldo;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rdo;。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ldo;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rdo;，&ldo;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rdo;。以孔子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圣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地位不高，终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学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ldo;人定胜天&rdo;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ldo;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rdo;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的向上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ldo;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rdo;&ldo;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rdo;&ldo;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rdo;&ldo;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rdo;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ldo;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rdo;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ldo;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rdo;。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