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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第1页）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ldo;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rdo;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ldo;??????师恩如山，我心奈何？&rdo;

尾声天祭

一九八七年岁末，龙年将临，我独自登上中缅边境的一座山峰。这是一座无名山峰，它坐落在国境线上，峰顶归两国共有。登上峰顶，能够一目了然地鸟瞰五座紧挨在一起的高山&ldo;坝子&rdo;。这些坝子好像奥运会的五只圆环，其中有三只属于中国，另外两只原先属于中国，现在主权归缅甸：一只叫八莫，一只叫密支那。

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让习习的凉风和尼古丁一起熨平心中的狂澜，然后平心静气极目远眺。

密支那最远。此刻它被大气中的尘埃笼罩着，天宇之下，只能隐隐约约望见一些破碎的山影和闪烁的紫色光斑，有如窥伺宇宙一样很遥远很神秘。八莫则近在咫尺。我看见坝子里有隆起的山丘和蜿蜒的河流，河流象一条青白的带子，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亮光。八莫河来自中国，它的上游叫南宛河，我曾在这条河边生活了七年。国家把河流拦腰隔断，于是我永远无法到达下游，重新采访留下我父辈鲜血与足迹的土地和城市，凭吊那座业已不存在的&ldo;战车公墓&rdo;。

我心中突然起了一种类似无知的苍茫感。

天也沧桑，地也沧桑，历史如江河，滔滔不绝。我觉得天很明净高远，地很深沉博大，太阳也很热烈很灿烂，宇宙和星辰都很永恒，只有自己和人生十分渺小短暂。数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流星，如火炬，如水花，如尘埃；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人于历史，之于进化，或在于寂寞，或在于一弹。于是心胸受到一种来自天地万物的阔大感召与鼓舞。我拾起一块石片，在石壁上刻下一行浅浅的记忆：&ldo;惟天地与业绩并存‐‐邓贤祭于世纪之末。&rdo;

然后下山。

然后告诉父亲，我确实祭奠了那座公墓。用我的那颗最最虔诚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0年三月修改

八月改毕于成都

后记历史不会忘记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ldo;松山老战士协会&rdo;，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方婉拒。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象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