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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1页）

郑毓秀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忽然来锦江看我，开口就说：“久仰了！我经常来锦江吃饭，总听说你很忙，在营业时间不便打扰你。听说你有肠胃病，我也有这病。我每天去广慈医院推拿按摩、电疗，医治得很见效，你不妨也试试看，明天车子来接你一道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她是当代红人之一，闻其名并没见过人，为什么她想接近我？当时，在她势力范围内，哪能拒绝？只要在政治上自己好好提高警惕，和她来往来往，对掩护革命活动和我个人与锦江也会有利的。因此我就答应了她的邀请。次日上午9时左右，果真开了汽车来接我。等我整理好店务后，已近11点。下楼出门走近车一看，不但不是空车，她竟在里面等着我哪！自此，她每天都随车来接我就医，而且经常要在门口等上一个多钟头，如此者达两星期之久，还代付了全部医药费用。就此相识，我们就成了朋友。她好几次接我上她海格路“范园”家中吃饭，总是暗示要我加入国民党里她们的派系。我早见她另有用意，在表面上我便装做对于政治不太懂，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只想做做生意赚点钱，把孩子养大成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之外，就不再有什么想法了。以后，便推说店务忙，难以经常分身外出，不露声色地逐渐和她冷淡了。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对付她的权宜方法而已。如果与她有了利害冲突的话，她能不害我？碰到这种人，怎能不担心呢？

后来，我对这位所谓有名的女政治家慢慢地疏远了。

七、可气、可笑的诬蔑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得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尤其是东方女子更不在话下。

我对这种论调很反感，但亦鼓励自己绝不灰心，一定要办好锦江，为我们妇女争口气。锦江开张红、继续红的情况，证明了他们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后来，锦江地位巩固，社会舆论改变了，承认妇女是有才能、有智慧，能办事业、企业的。当时，到过锦江的顾客无不称赞，尤其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在背后对我不离口地佩服敬重，但这引起了如下一场可笑的诬蔑。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是个咨询机关。7日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者大部分是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员、第三党（就是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在野党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刘湛恩先生的夫人刘玉立明亦出席这会。有天下午我正在锦江茶室，忽然收到刘王立明一封信。信的内容：“我要去出席参政会议，我负责的职业学校想请你担任董事，如同意请于今晚到会商谈。”大意如此。当时，我觉得虽闻其名未见过其人，这信来得突然。不过她是妇女界进步人土，要前往参政，为此，我有协助此校的义务。遂立刻作复如下：“我愿意担任董事协助，你放心去吧，因我感冒发烧，今晚的会恕不参加。”次日参加这会的几位姐妹们（记得有蒋逸宵等）来家告我说：

“昨晚刘王立明拿着你的回信在会上说：‘我知道董竹君是不会来参加会议的，她和日本人有关系。’大家看信后说：‘信上说得很清楚，她因病不来。董竹君这人我们是知道的，你若无真凭实据，不能随便讲。’事后她依然到处传播。”

后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时，适郑毓秀亦在那里。有天，上海跑马厅总经理谭雅声的夫人甘金钗特来告诉我说：“郑毓秀知你来了，她说董竹君是有才能的女性，她和丈夫思想不一致，离婚了，她热爱办企业，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加入国民党，真可惜。听说她为日本人做事，我不相信。”当时，汉口、重庆、香港友人都来信安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诬蔑人，到底原因何在？我异常生气。友人劝说：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刘校长非常称赞你，她嫉妒、怀疑，就造谣打击你嘛。”我想也许如此。可是，我和刘湛恩校长从未见过面，素无往来。无缘无故晴天一雷。

八、房东敲竹杠

抗战开始，上海情势大变，人们趁机钻空子，想发财。抗战第二年，上海成为孤岛，市面也出现畸形繁荣景象，许多房东和律师、法官勾结起来，明说要房客迁居，其实就是想敲竹杠。“新雅”、“天发池”、“老大房”等，都被敲去几万。

锦江房东孙梅堂对锦江也不放松，法租界律师许午芳代房东出面，我则托刘良律师对付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良对他们说：“你们想搞她（指我）很好，你们不妨与她较量，较量！法租界法院推事陈大器、张民生都要称她伯母的。文就文，武就武，你们不知她的‘道行’[注]，不要弄得自己吃苦头，到那时就晚了。”

这番连吓带唬的话，就此把他们吓退了，当时我们都暗自好笑。对付这帮人只能如此，他们就吃这一套，我很感谢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