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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lso;大典筹备处&rso;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lso;玄武门之变&rso;，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lso;妃&rso;&rso;封&lso;嫔&rso;，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lso;皇帝&rso;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lso;大总统&rso;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gleca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lso;人民内部的矛盾&rso;，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lso;我系&rso;、&lso;我党&rso;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lso;土木系&rso;，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lso;结党&rso;就必然&lso;营私&rso;。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lso;小团体&rso;，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lso;不吃白不吃&rso;、&lso;有权不用，过时不候&rso;，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lso;识大体&rso;，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lso;识大体&rso;，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lso;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rso;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底高级的死党，便叫做&lso;班底&rso;。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lso;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rso;后来我又问他：&lso;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rso;李说：&lso;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rso;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lso;身在此山中&rso;，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