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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史书里的真相（第1页）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是《史记》所载中唯一有细节的爱情。大概是因为司马相如和太史公生活在同一时代（司马相如比司马迁大约年长二十三四岁），又同朝为官，彼此相识。甚至司马迁很可能是认识卓文君的，所以对当年的事情颇为清楚，因而才能在《史记》中留下如此详尽的记叙。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最初的模样罢。

据《史记》载：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才学很高，家里为他捐官，做了孝景帝身边的武骑常侍。但景帝不喜欢文赋，于是相如觉得自己的才华被埋没。后来逢梁孝王进京，结识了邹阳、枚乘几个精擅文赋的同道中人，便辞官随他们来到了梁国，做了梁王府上门客。

但几年之后，梁王过世，司马相如失了依恃，家境已经不比之前，而他自己也没有谋生的手段，因此落魄。

临邛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交好，所以就开始替他打算。

当时，临邛多富人，比如程氏和富甲天下的卓氏。（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富贾排行榜中，卓王孙排行第一，当之无愧的首富）。

卓王孙有个新寡的女儿，名唤文君，喜好音律。而司马相如仪表不凡，风姿出众，文采冠世，雅擅管弦。

综上所述：简直不能更适合美人计！

于是，司马相如和王吉两人合计好之后，就付诸行动了。

首先，司马相如带着车马随从风光地来到临邛，又“雍容闲雅”，很快便传开了名声。

其次，王吉时常拜访司马相如，态度谦恭，而后者则一度闭门不见，于是王吉更加谦恭。就这样成功地引起了程家和卓家的兴趣，取得了去卓府赴宴的资格。

然后，宴会当日，司马相如几番推托，直到王吉亲自登门出去，方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然后他风姿出众，“雍容闲雅”，满座宾客为之倾倒。

接着，酒宴进行到□□时，王吉请司马相抚琴以助酒兴，仍然是再三推辞方才点头。于是就调弦弹琴“以琴心挑之”--有预谋地投卓文君所好。

之后，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通信殷勤，既而成功引得文君与他私奔，当夜带她离开临邛，回到成都家中。

到了成都，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壁（“家徒四壁”这个成语的原始出处）——所以，他之前进临邛时所乘的车马，应该就是所有的家当了，就这个还是演戏的必备道具。

一步步细细推敲下来--这原本就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骗局，意图骗到卓文君，进而谋取卓氏钱财。

但问题是--作为富甲天下的商人，卓王孙可不傻。

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回了成都，气急败坏。不过，他是十分冷静的--或许早就看出了司马相如的算计，于是，态度强硬地--虽然女儿这么不争气，我不忍心杀她，但妄想从我这儿分到一个子儿！

司马相如大约也没想到卓王孙这么决绝，真忍心娇生惯养的女儿跟着他受穷--但是，他有足够的耐心，也足够厚颜。

文君自幼长于豪门，日子一久，终于，她忍无可忍，对司马相如说：若是我们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借点钱，也足以维持生计，何苦在这儿受穷呢？

司马相如等这一天估计已经等了太久，自然顺水推舟地点头，然后变卖了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舍。他让卓文君亲自站台卖酒（文君当垆），自己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

天下首富的女儿在自家门口当垆卖酒--放到哪个朝代也是了不得的笑料！

卓王孙深以为耻，却仍旧不愿被人算计，所以干脆杜门不出。

但文君的兄弟和长辈却纷纷从中斡旋：你膝下只有这一子二女，家中又不缺钱。文君已经*于司马相如，还能怎么样？而且这司马相如也算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文君完全可以托付终身。再者说，司马相如还是王县令的座上宾，你又何必不依不饶呢？

卓王孙万般无奈，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另有一大笔嫁妆。

司马相如立即关了酒垆，带着文君回了成都，买田置地，富甲一方。

从此，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便成为才子佳人间的传奇佳话，并千古流传。

看完了《司马相如列传》，心中实在感慨不尽……原来，自已从小听到的《凤求凰》《白头吟》都只是出自后人的杜撰。知道了直实的历史，心里反而有些空虚。

（这里需要澄清一点：纳茂陵女子为妾是晋代《西京杂记》里的杜撰。作为正史的《史记》和《汉书》中都没有过司马相如纳妾的相关记载。）

关于司马相如此人，读《史记》，我的感觉有三点：

一、文才盖世，一代之冠

史记里，对司马相如是单篇传记，可见对他的重视，而《司马相如列传》通篇，引用了他所作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字数甚至比司马迁的正文内容还要多，足见司马迁是十分仰慕其文才的。

我细读了《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的确词采华茂、字字珠玑，行文畅达，气势浑然。而且字词积储量极大（许多生僻字只能翻《说文解字》来查）。

但通篇读下来，第一个感觉是作者有“炫巧”之嫌，极尽铺排，字字雕饰，好像迫不及待地用尽所有华词丽藻来堆砌文章，以展示才华。但实际上，真正表达自己思想的部分很少。十分符合《论语》中所说的“文胜质则史”，文饰胜过了本质，就会显得虚浮不实。

相较而言，我比较欣赏司马迁《史记》的行文风格，在需要的地方，很多也是铺排恣肆，用词雕饰，但从来都“文质彬彬”，绝不会过分文饰而妨碍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