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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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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

广爷峡水库工地上红旗招展，你来我往，一派繁忙景象。拱水坝进入蓄水阶段，经过一个冬天的蓄水，来年就可以灌溉万亩良田了。即使夏季发洪水，洪水溢过拱坝，对下游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水利工程的扫尾工作有望年内完成，指挥部的播放机里反复播放着样板戏的唱段。突然，广

播员把开关切换到收音机位置。正是这个无意的举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通过高音喇叭传遍了工地：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报名：

1.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2.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3.身体健康。

听到自己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俞致祥万分激动：我终于可以参加高考了！

他来到指挥部，正好前来检查工程竣工验收准备工作的戴乐天书记也在这里。

“俞致祥，哪阵风把你吹来的？你写给公社党委的信我们研究了，眼下正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要恢复你的工作，又碰上了恢复高考。”戴书记笑眯眯地看着他。　茫茫人海，多少人都是擦肩而过的旅客，认识一个人不太容易，有时甚至是种缘分。你说故里公社的人口两万多，学生也要好几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被一篇习作带进自己的视线，庆祝“六一”大会，民请教师审批，社请中教推荐、取消，反反复复，磕磕绊绊，一次次都与自己有关。恢复高考工作安排会上，王文贵说，故里公社最有希望的考生又是这个俞致祥。

那个代表全公社少先队员发言的一脸稚气的小孩个头长高了，嘴角上有了毛茸茸的胡须，两个圆圆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浓密的头发中可见星星点点的白发，辛勤的汗水挂在脸上，没来得及擦去。俞致祥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报纸上的消息毕竟是新闻，新闻变成事实还得有红头文件。他是来核实广播的消息是否已有文件下发，咋一见戴书记有些局促不安，没有顾上寒暄和客套，只说了一句：“戴书记，广播里说今年高考哩！”

“好事呀！对你来说可是瞌睡遇见了枕头。好好复习，今年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能参加考试，公社已经接到上级文件，专门开会研究过这事。你要求恢复民请教师的信我也看过了，这事先搁一下，高考完再看情况。”

“我还有个粘牙事呢！”俞致祥心事重重地说。

“什么粘牙事呢？”戴乐天有些莫名其妙。

“我和俞惠萍的那事。”致祥嗫嗫嚅嚅着，一两下难以说明白。

“噢，就那事，我还以为啥事哩！你那是代人受过，责不在你。”俞致祥初到水库工地时，戴乐天曾经关照工地负责人，安排他去工地报道组，想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发挥特长的机会。当听说他和俞惠萍的事后改变了主意，又把他从工地报道组撸到第一线。后来，牛国璧告诉了真实情况，才知道他是替人受过，对这个年轻人又多了几分恻隐之心！

“这我就放心了！”俞致祥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俞致祥同志，挫折对人来说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磨砺。它使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更加睿智。一个人是否遭受挫折是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因为遭受过挫折就能一帆风顺，每个人遭受挫折的机会是不均等的。但是，只要我们勇于面对挫折，善于面对挫折，它就是我们的财富！”戴书记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哪个人能不受挫折呢?就拿戴乐天本人来说，还在上小学时父亲英勇牺牲，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解放后，党和政府找到他，送他重新走进学校。担任公社书记不到两年又成了走资派，是松柏峪的老百姓以揪斗为名，掩护他逃走，躲过了造反派的残酷折磨。

俞致祥点了点头，“感谢戴书记多年来的关心爱护，我会以你为榜样，做一个坚强的人！”

“我刚才说的话其实是从你身上得到的启发。俞致祥，复习功课心要专呢，丟下书本好几年了，你这样‘半工半读’可是不行的。再说，高考停了十几年才恢复起来，从六五届到七七届十三届的高中生参加，竞争很激烈。明天起，你就不要出工了，专门复习功课，先把成绩考高！”

离高考还有一月多时间，高中数理化课本合起来也没有多少内容，两个礼拜通读一遍不成问题，那些公式、定理什么的上学时背过，念几遍就记住了。语文知识靠平时积累，没办法系统复习，只有把心思放在作文上，致祥自认为语言表达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以来的语文课和政治课区别不是很大，听收音机或看“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是第一次遇到需要填表的考试，表上还要贴照片。听人说，一旦被大专院校录取，这份表将伴随终生，需慎之又慎。农村人一没钱，二没有方便的去处，手头没有照片。照相馆只有古城街道上的那一家，俞致祥已经走在去古城照相的路上，有人捎话说，表上要填祖孙三代的简历。可是，他不知道爷爷的名字。同行的伙伴出注意说：“你爷爷去世多年了，编个名字得了，有谁知道呢？”哎！事关人生大事，马虎不得，还是如实填写才对，多走十几里路有啥关系？他又调转头回家，父亲告诉他，爷爷名叫“俞汝培”。

公社文教干事给了他一张大专院校的考生志愿表，“曹公社的老三届高中生留在家里的没几个。近几年搞开门办学，新高中生没有上过几天像样课。大家都把故里公社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俞致祥却坚持填中专志愿表，他有自己的顾虑，“我出身不好，多年来就没有上大学上中专的机会。这次允许考试，报大学不敢奢望。只要跳出农门，端上公家饭碗就行，还是报中专吧！　”

“你填大专，到时我给你帮忙！”

致祥仍不为所动，“这是政策问题，不是帮忙不帮忙的事。”

一个坚持不填大专表，一个不给中专表，两人相持不下，一起找王文贵校长定夺。王校长是故里公社大中专院校招生负责人，他的意见也是报大专，“你已经接受完高中教育，中专和高中相当，上中专就是重复学习。既然政策允许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考试，就不会不录取的，只要录取，你就有希望。退一步讲，参加大专考试，还能被中专录取。参加中专考试，不存在被大专录取的可能！”他一口气说出三个理由，说得俞致祥心服口服。

填文科还是理科?王校长的看法是，由于特殊时期的影响，大多数考生理科学习比文科更差，填报理科志愿的人少而录取人数多，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大些。志愿，这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术语，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时都填过志愿，每次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次填报志愿是唯一一次不需要豪言壮语的志愿，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自我选择的志愿，但是为了首先必须的生存权，俞致祥不得不采纳了王校长的建议，放弃了自己心爱又为之奋斗为之付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