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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沉默和忍耐了两年之后，尽管我横下了心不再写了，但还是拿起笔来。读者们，请先别忙评判迫使我这么做的种种理由，读完之后再下断语不迟。

大家都看到了，我平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平稳的、比较温馨的生活中流逝的，既无大的波折也无大的辉煌。这种平平庸庸大部分是我那炽热但软弱的天性使然，使我难以振作而极易颓丧。这种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时才会走出休闲，却因慵倦与兴趣所致，复又回到休闲之中，它总是使我远离大的美德，更远离大的恶行，而把我带回到我天生感到喜爱的那种闲散而平静的生活中去，从不让我有任何大的作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我马上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情景啊！三十年间有利于我的习性的命运，在后三十年中，却与之相悖，而且，从我的处境和爱好的这种不断的对立之中，人们将会看到，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除了坚强而外，能使逆境变得荣耀的所有的道德产生了。

本书的上卷是凭记忆写成的，里面一定有很多错误。由于不得不也凭着记忆来写下卷，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对我平静无邪地度过的美好年月的温馨回忆给我留下了万千纯美的印象，所以我总爱不断地去回味。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与我对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每忆及此，总要重尝其苦涩。我不想用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加重自己处境的艰辛，所以总是尽可能地避而不提，我做得很成功，以至于必要之时竟然想不起来。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苍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赋予我的一种慰藉。我的记忆专门让我回忆愉快往事，这成了我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的想象力的一种有益的抗衡。

我为了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并为写书时有所依据而收集的所有资料，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之链，而且通过这些感情，也成为说明其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链。我很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忘记自己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对过错和美好感情的回忆太宝贵了，所以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抹去。我可能在事实上有所疏漏，可能张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错，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对感情促使自己做的，是不会弄错的，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我忏悔的本意就是让人了解我一生中处于各种境况下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所许诺的心路历程，为了忠实地写出来，我无须其他回忆，只需像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把心掏出来就是了。

然而，非常幸运，我在一本信件抄本中保留着六七年时间的可靠资料，信的原件在佩鲁先生的手里。此信件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蛰居退隐庐、跟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闹得不可开交的整个那段时间：这是我一生之中难以忘记、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的时期。至于我所能留存的、数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个时期的原始信件，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那本抄件后面，因为量太大，无法逃过我的那些阿尔古斯（）①的警觉，我将在我觉得它们能够澄清点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把它们录于本书的后面，因为我并不担心读者会忘记了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辩护词，但是，读者也不应该在真理为我说话的时候认为我会不道破真相。

总而言之，下卷与上卷就其真实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述之事重要而外，也并不优于上卷，而且，在各个方面几乎还比上卷逊色。我是在伍顿或特利城堡，兴味盎然、踌躇满志地写的上卷，我所要回忆的所有往事都是一件件新的快事。我不断地怀着新的喜悦去回味它们，可以毫不犯难地修来改去，直到满意为止。今天，我记忆力减退，脑子也不行了，几乎无法干任何事情。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痛楚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往事。我真想能把我要说的全都永远埋葬起来，可我又不得不说出来，所以只好藏藏掖掖，耍弄花招，尽量地改头换面，卑劣地去干生来就不会干的事情。我头上的楼板有眼睛，我四周的墙壁有耳朵，我被心怀叵测、警觉有加的奸细和探子包围着，惴惴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不连贯的词句，几乎都来不及细看，更甭说是修改了。我知道，尽管他们在我周围设置巨大的障碍，但他们始终害怕真相从缝隙中漏出去。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尝试着，但并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大家可想而知，这样还怎么能写出动人的场面，并使之富有引人入胜的色彩呢？因此，我提醒想要读这本书的人，读的时候，不敢保证不使他们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并且真诚地热爱正义和真理。

上卷末尾，我不无遗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在那里筑起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待妈妈回心转意，把我可能积攒的钱财带回到她的面前，因为我认为我的记谱方法是我的一种可靠财富。

我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看看熟人，弄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卖掉我随身携带的几何书。大家都挺欢迎我。马布利夫妇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我在他们家结识了马布利神甫，正如我先前在他们家结识了孔狄亚克神甫一样。他俩都是前来探望自己的兄弟的。马布利神甫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丰特奈尔先生的，还有一封是给凯吕斯伯爵的。这两人后来与我十分投机，特别是丰特奈尔，直到死前，一直对我情深意笃，而且在我俩促膝谈心时，他给我提过一些忠告，可惜我没很好听从。

我又见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认识了，他常常慷慨侠义、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次相见，我觉得他依然如故。是他帮我把书卖掉的，而且还亲自或托人为我写了几封挺有用的去巴黎的推荐信。

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是因博尔德先生才与他相识的，而通过他，我又结识了黎塞留公爵（）①先生。后者当时正路过里昂，帕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黎塞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我去巴黎看他。我后来去看过他多次，但结识这么高的权贵对我从未有过任何益处。我下面将要经常谈到他的。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之中帮过我的忙。他曾借给我或者送给我一顶软帽和几双袜子，我一直未还，他也从未向我要过，尽管我俩后来经常见面。不过，我后来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礼物。如果在这里谈的是我应该做的事的话，我会把自己说得比这更好一些的，但说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遗憾，这是两码事。

我又见到了高尚侠义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惯常的高尚品德，因为这一次他给了我他上一次给予和蔼的贝尔纳（）①同样的礼物：替我付了长途车钱。我又见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义的人。我还见到了他那位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供养着她，其全部长处几乎只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但与她接触之人无不对她感到同情，离开她时又都心有不忍，因为她已到了痨病晚期，不久便因不愈辞世。没有什么比其所爱之人的属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性格了。当大家见到温柔的戈德弗鲁瓦时，便了解了巴里索的善良为人了。

我对所有这些善良的人都心怀感激。后来，我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是由于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无义的那种难以克服的懒惰。他们的帮助我从未忘怀，但对我来说，用行动来报答他们并不困难，而老是用言辞向他们表示感激却属不易，因为按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而一旦开始懒于动笔，羞愧和尴尬就更加不知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干脆不再写信了。因此，我便音讯全无，似乎已把他们给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甚至毫不介意，我觉得他们对我仍一如既往，但博尔德先生则不然，二十年后，大家将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以为遭人冷落时，其自尊心会激起他多大的报复心理。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会忘记一个可爱的人儿。我怀着格外高兴的心情又看见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她就是塞尔小姐，我在上卷中谈到过她，我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与她再次相逢。这次旅行，我比较空闲，见她的次数更多，心里对她有了强烈的感情。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心也向着我，但她对我十分信赖，所以我未敢造次。她一无所有，我也无片瓦毫银。我俩境况十分相似，所以无法结合，而且我另有想法，压根儿没有考虑结婚的事。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名叫热内夫的年轻商贾好像想与她喜结良缘。我在她家见过那人一两次。我觉得他像个正直的人，大家也都这么认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会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后来他真的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洁的爱情，我赶紧动身了，并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快乐。可惜，我的祝愿在这尘世上只实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后来获悉她婚后两三年便死了。我一路之上一直对她魂牵梦绕，我当时感觉到，而且后来每每回忆起来仍常感到，人们为义务和道德作出牺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因这种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见巴黎坏的一面，而这一次我尽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馆，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馆，肮脏的房间，却住过一些杰出的人，诸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甫和孔狄亚克神甫昆仲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遇上。但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爱附庸风雅。因为他的缘故，我结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罗甘先生。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大谈特谈狄德罗。

我于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家当就是十五个金路易现金、喜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的，必须尽快地借此生财。我赶紧利用我的推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凑合，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坚信受人欢迎的。我受到了欢迎，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并没对我有多大助益。我被推荐给的所有那些人中，只有三个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甫，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马布利神甫为我介绍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之后便英年早逝了。他俩都突发奇想，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花销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了，她靓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蠢笨愚拙透了。她举止随便，令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至于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之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亦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荣幸地把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宣读了。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觉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卓绝的人，但没一个懂得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勉强强能审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既确实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更加死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站不住脚，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可我一次也未能让他们听得进去，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响当当的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实则不然。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无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象，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实话实说，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我的方法最大的长处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需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便可以记录下来，并可随意移调了。这帮大人先生曾听到巴黎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把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极尽溢美之词，实际上却可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则远胜于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摊。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厕身其间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旧相识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润平分，但版税则由我一人出。那个基约书是出了，可我版税倒是白付了，一个子儿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平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费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极其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音乐。她叫德罗琳小姐，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工夫，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了，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三十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劲乏力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沮丧绝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销上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弦易辙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头花过一个子儿，除了唯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

我连过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极其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造访，却又偏偏觉得实属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几乎只有马里沃（）①、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关系亲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十五年，要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维吉尔或卢梭（）②的作品，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渝。我记得尼西亚斯（）①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弈。我在那儿结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棋艺并未见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胜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寻思：“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使然。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惭。

我就这样心平气和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有时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苏的。卡斯特尔挺疯癫的，但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那您就改弦更张，去拜望女士们吧。您在这方面也许将能成功的。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望她，就说是我介绍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都得通过女人：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

我把这些似苦役般的拜访推了一天又一天之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看望贝赞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里来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然后，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前，让我看她练过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刻钟之后，我从只言片语中明白，她是让我在膳房里用餐。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智力褊狭，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出身，不明白对有才气的人应该尊重备至。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十分清爽，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不动声色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桩小事，需要赶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蠢了，便留了下来。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很动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①院长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罗格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尽是些花哨词语、隐讳的哑谜。在这方面，可怜的让-雅克就抖擞不起来了。可我很识相，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只是一言不发。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了。

我对自己的笨拙，对于不能在布罗格利夫人面前证明自己无愧于她的青睐，感到很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激情满怀，听得他们三人全都落下了眼泪。或许是因为虚荣，或许是确实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自己看出来布罗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此人应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此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夫人把原先对我的好评夸大了一点，认为我就要轰动巴黎，就要交上好运了。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②。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不时地参考一下是有好处的。”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多年，但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有风流才气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我就想同书的作者交上朋友。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中唯一的真心朋友。

自这时起，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就不会让我长久地穷困潦倒。我并没看错。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槛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