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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便开始做一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ldo;使唤人&rdo;。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ldo;你是什么人？&rdo;

诗人平静地回答：&ldo;我是塔拉斯&iddot;格里戈耶维奇&iddot;谢甫琴科。&rdo;

沙皇又问：&ldo;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rdo;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ldo;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rdo;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ldo;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rdo;

王权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却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ldo;我现有的一切是王权的代表者们给的，他们想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他们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rdo;

中国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发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们中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许多人可能一时反而不习惯，感觉反而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

&ldo;我认识&tis;&tis;厂长！&rdo;

&ldo;我认识&tis;&tis;处长！&rdo;

&ldo;我认识&tis;&tis;局长！&rdo;

&ldo;我认识&tis;&tis;部长！&rdo;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ldo;趴下&rdo;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中国人站直了，已不须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ldo;站直&rdo;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为光明的国家了。

9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ldo;户口&rdo;，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由别人们为我们&ldo;建立&rdo;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ldo;户口&rdo;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ldo;结论&rdo;，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ldo;文革&rdo;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ldo;文革&rdo;前所开几次会上，&ldo;有幸&rdo;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ldo;文革&rdo;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ldo;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rdo;。&ldo;领导&rdo;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ldo;怀有不良心理&rdo;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ldo;坏人&rdo;。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ldo;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rdo;。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ldo;作风不正派&rdo;。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ldo;经常&rdo;与一位华侨&ldo;出双入对&rdo;，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ldo;政治嫌疑&rdo;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ldo;文革&rdo;后呢？暴露于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