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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但是，吴运韬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站在权力边缘的人，他掌握的是一种好看但不中用的权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绝对权力拥有者那样圆滑老道。他还没有成精，不是他不想成精，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成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在政治层面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比如直接和人谈论权力机构内的话题，幼稚地向人袒露内心渴求，等等。

吴运韬和金超的谈话在向这个单位的政治领域延伸。

金超看出来吴运韬有进行政治运作的手腕，他目前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还没有等到时机。在金超看来，吴运韬的政治智慧是其他人远远不具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领导班子成员能有多少了解呢？

金超不敢再用&ldo;衷告&rdo;的口吻和吴运韬说话了。吴运韬，这个不温不火的人，成为他精神世界里一座晦明晦暗的灯塔，他根据它调整自己的方位。

另一种歌唱（1）

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惊讶大自然的奇妙变化。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瘦了，晨练的老年人干脆脱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运动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极拳。过于急切的姑娘已经穿上了短裙，为了漂亮宁愿忍受春寒，潇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们修长美丽的大腿。商店里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摆上柜台。

这一年春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轻人也和活跃的大学生一样，跳跳跃跃的想做些什么事情，白色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时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到中国文化大学看热闹去了。

中国文化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一点&ldo;文化大革命&rdo;时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讲坛，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把平静的校园弄得像开锅一样。没完没了的喧嚷，没完没了的辩论，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多了一层鼓荡人心的色彩和氛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本来就离开学校没有多久，这种无所顾忌、热热闹闹广场式的生活吸引着他们。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则钻单位这一段时间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机到附近超市买些吃用的东西，打车溜回家去了，有的则攥住公家的电话，和远在上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国文化大学去的年轻人‐‐‐正如后来吴运韬向z部副部长廖济舟指出的那样‐‐‐之所以敢于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参与不该参与的活动，都是因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

吴运韬说的是事实。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鸣是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一年前亲自从从东北某大学挖过来的，当时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体素质，改变人才结构，而要改变人才结构，首先要改变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他对杜一鸣抱着厚望。梁峥嵘对杜一鸣的评价是：&ldo;不可多得。&rdo;但是实际上梁峥嵘对杜一鸣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杜一鸣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教员。杜一鸣上中学的时候，全家人中煤气，父亲和母亲都死了，惟独他活了下来，他就在叔父的周济下继续上学。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视学习的机会，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尽管赶上&ldo;文化大革命&rdo;，他仍然读了很多书，读很多书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种幻想，因此，他在这时候就下决心要当一个作家，企图用小说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鸣到北京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时候还在写小说，但是成就一直不大，发表过几篇作品，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作家。这使得他对自己能否吃创作这碗饭产生了怀疑。

研究生最后一年，他毅然放弃小说创作，专门研究文艺理论，他在这个领域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遂决定告别小说创作。当然，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也有社会原因‐‐‐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绕来绕去要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有了被直接表达的可能，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能够公开讨论了。

研究生毕业，杜一鸣回到东北某大学教授文艺理论课程。这时候，他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远远超出文艺理论的范畴，直接参与到了思想界种种讨论和争执之中。他发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论文章，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赞扬，很多人是因为这些文章才记住杜一鸣这个名字的。杜一鸣被梁峥嵘调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小说了。

北京给杜一鸣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状况，涉及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杜一鸣在几家新锐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影响，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强烈共鸣。他曾经被几所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思想界把他归结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不接受这样的头衔，但他正是因此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