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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第1页）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尼琴提出&ldo;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rdo;和&ldo;不撒谎地生活&rdo;的信条，并在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ldo;恶的帝国&rdo;，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强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ldo;高、大、全&rdo;式的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奸的历史真相，所谓&ldo;好汉奸&rdo;只能使我们的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ldo;呐喊&rdo;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自己&ldo;崇高&rdo;，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ldo;城头变换大王旗&rdo;?

郭沫若母亲的&ldo;诗教&rdo;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大学者，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而杜邀贞自幼即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地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ldo;诗泉&rdo;，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ldo;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rdo;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ldo;孤明先发&rdo;，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