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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ldo;加入&rdo;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国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国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国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ldo;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rdo;，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ldo;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rdo;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两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所著《美国人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载1996年6月28日《独立报》。

在这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国人甚至俄国的&ldo;西化派&rdo;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国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国&ldo;重新一体化&rdo;是许多俄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例如，据国际文传（1996年11月20日）报道，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ldo;临时现象&rdo;。《大众报》（1996年12月10日）指出：&ldo;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rdo;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结果，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ldo;民主国家&rdo;间&ldo;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rdo;是不现实的。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后苏联俄国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ldo;民主派&rdo;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者也不仅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国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国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寄予厚望。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之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国。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ldo;西化派&rdo;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ldo;无人区&rdo;。但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国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国。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