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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ldo;阿坚为什么要害你?&rdo;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ldo;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rdo;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ldo;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rdo;

爸爸说：&ldo;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rdo;

祖母问：&ldo;那是谁的意思?&rdo;

爸爸说：&ldo;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rdo;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

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ldo;哥哥&rdo;，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ldo;革命搂&rdo;，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ldo;有问题&rdo;的老师，不惜采取&ldo;革命行动&rdo;。这时所谓的&ldo;革命行动&rdo;，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ldo;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rdo;，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ldo;两条路线斗争&rdo;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

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ldo;老同学&rdo;，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ldo;反戈一击&rdo;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ldo;专案组&rdo;林立，&ldo;批斗会&rdo;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ldo;文革&rdo;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