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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ldo;巡幸山西&rdo;的路上。&ldo;巡幸&rdo;，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ldo;庚子之难&rdo;（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ldo;西巡&rdo;，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ldo;戊戌变法&rdo;後，&ldo;帝党&rdo;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ldo;帝党&rdo;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ldo;大阿哥&rdo;（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ldo;保皇&rdo;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ldo;粗暴干涉内政&rdo;，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ldo;义和拳&rdo;运动。拳民以&ldo;扶清灭洋&rdo;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ldo;老毛子&rdo;（谓外国人）、&ldo;二毛子&rdo;（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ldo;赞&rdo;曰：&ldo;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rdo;；慈禧则嘉许为&ldo;朝廷赤子&rdo;，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ldo;惩戒&rdo;。怎奈&ldo;义和拳&rdo;吹嘘的各类&ldo;神功&rdo;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ldo;新政&rdo;。

晚清新政

若将&ldo;新政&rdo;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ldo;罪己&rdo;开篇，以&ldo;变法&rdo;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ldo;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rdo;；&ldo;误国家者，在一&lso;私&rso;字；困天下者，在一&lso;例&rso;字&rdo;。所谓&ldo;私&rdo;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ldo;惟知有家，不知有国&rdo;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ldo;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rdo;，其实就是&ldo;私&rdo;字作怪，盖&ldo;朝廷&rdo;者不过是帝王之&ldo;家&rdo;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ldo;保皇&rdo;，终改为&ldo;保国&rdo;、&ldo;保种&rdo;，则是突破了这个&ldo;私&rdo;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ldo;最後的贵族&rdo;，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ldo;例&rdo;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ldo;例&rdo;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ldo;预约变法&rdo;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ldo;新政&rdo;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ldo;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rdo;；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ldo;剪除叛逆&rdo;，&ldo;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rdo;；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ldo;本土化&rdo;：&ldo;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rdo;最终，圈定变法范畴：&ldo;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rdo;。既曰&ldo;西学之本源&rdo;，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ldo;不易者三纲五常&rdo;）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ldo;可变者令甲令乙&rdo;），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馀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ldo;秘密政治&rdo;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ldo;秘密政治&rdo;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ldo;新政&rdo;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