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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明年，定祭孔之例。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ldo;祖训&rdo;），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ldo;正统&rdo;，而不是像一些&ldo;夷狄&rdo;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ldo;独裁&rdo;（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ldo;一向是偏于法治&rdo;的，中国社会亦&ldo;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rdo;。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ldo;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rdo;，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ldo;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rdo;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ldo;共治之&rdo;，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ldo;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rdo;；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当然，此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多尔衮于&ldo;草昧&rdo;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清军入关，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然欲述绿营，先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为&ldo;乌真超哈&rdo;（其意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为八旗。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言之。清军入关，碰到兵力不敷调用的困难，而关内明军望风而靡，降者甚众，当其时收编降人成军，令其作战驻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说过：&ldo;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rdo;且既已设立汉军，那么，将这些降军编入各旗，更为便捷。可是，入关後，这些降军却被组织成另外一支军队‐‐绿营，而不令补入汉军，其意何居？

吾国向重资历，满、蒙、汉三种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别。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满洲与己同族，且共同草创大业，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国，为汉人所灭；蒙古与己族在中国，较之汉人，同属少数民族；蒙古兵之战力亦不可小觑；有此三者，蒙旗亦被优待。于是，满洲三旗军中，以汉军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汉军与满人虽非同族，然其效忠满洲，为时甚早；且满洲入关前为壮大势力，招徕汉族之优惠政策甚多（至有让满洲人腾出原住屋舍以安顿新到汉人者），故汉军旗之汉人与入关後同为一国之民的汉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别。故汉军虽非满种，遽谓其为汉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将新降人补入旧降人组成的汉军旗，表面上省去了另建新军的麻烦，实际上却增加了人际摩擦的风险。因此，清军入关後，每得一地，便将当地降军编为绿营。至于绿营之得名，则以&ldo;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rdo;。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ldo;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rdo;。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ldo;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rdo;，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ldo;奴&rdo;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ldo;十全老人&rdo;（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