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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沙陀李克用（第1页）

黄巢匪帮的势力范围被压缩进一座孤城，然而斗争形势并不容唐军盲目乐观。因为伴随着势力范围的压缩，草贼的浓度也空前地提高。长安的人口密度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长安盘踞了几十万草贼。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伴随人口密度的增加，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粮食短缺。长安城里的粮食价格令人发指：一斗米三十贯。

这是什么概念呢？

唐朝前期，一斗米的价格在4文钱左右。其中一年大丰收，一斗米只卖2.5文钱。这是和平时期，风调雨顺。如果是战乱、灾荒，就另当别论。但再“别论”也就论到几百文，达到一千文的都是极为罕见的。

一千文是一贯，三十贯就是三万。

大唐中和二年（882）长安的米价创了历史新高。

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范围。要么吃土，要么饿死。

于是，黄巢集团找到了新的食材——人。于是人口交易成了长安城最繁荣的贸易活动，一个大活人可卖上百贯，按胖瘦来具体定价。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大唐官军竟也参与其中，到山上搜捕逃难的百姓，然后贩卖给黄巢集团。

在黄巢集团进犯长安之前，一个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念书人因病滞留长安，亲眼目睹了黄巢集团和大唐官军的所作所为，之后他成功逃离长安，来到洛阳，经过一年的润色，结合其自身经历，创作了一首长诗，记载了这一大段历史。

这个念书人名叫韦庄，他的这篇史诗大作就是著名的《秦妇吟》，是继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又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并称“乐府三绝”。

这首叙事诗如一副画卷，描绘了黄巢匪帮入主长安始末，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述的故事，非常精彩，只是限于篇幅，不可能搬运全文，只摘录部分词句以供赏鉴：

“前年庚子腊月五……”广明元年（880），庚子年，黄巢攻克潼关，进犯长安；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这一段用的是是类似“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写作手法，描写了四邻女子的悲惨遭遇：东邻美女被草军掳走，西邻贞洁烈女当场被杀，南邻新过门的新媳妇身首异处，北邻女子卸妆逃跑，却被烧死在房梁上……

“蓬头垢面眉犹赤……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这一段是对黄齐政权核心领导层的人物快照，他们蓬头垢面像赤眉贼一样，说着外地方言，脸上刺着字，沐猴而冠，也学着人的样子戴华簪、手持笏板、佩戴金鱼袋，可他们的头发没留起来，笏板还拿反了、金鱼袋也倒着戴，闹了笑话还不知道，白天也上朝开会，散朝之后就三五成群到酒吧里蹦迪轰趴……哪里是中央委员啊，分明是群魔乱舞。

“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割人肉”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长安粮食短缺，连黄巢、尚让也只能人肉加草根树皮充饥了。

眼看两军又要在长安陷入僵持，王重荣非常忧虑，生怕夜长梦多。

监军宦官杨复光也考虑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王重荣的长吁短叹不同，杨复光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重启李克用。

李克用，李国昌之子，沙陀人。“庞勋之乱”时，朝廷征调沙陀骑兵平叛，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作战勇猛，立功无数，论功行赏，官至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

李国昌赴镇之后，恃功而骄，擅杀朝廷命官。而朝廷正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对李国昌的飞扬跋扈只能姑息隐忍。

李国昌父子得寸进尺，幸中原之多事，滋生割据称雄之歹心。

乾符五年（878），王仙芝、黄巢草军的肆虐全国，严重影响了朝廷财政，代北地区又爆发饥荒，导致后勤补给出现严重问题。

此时的大同防御使是段文楚，此君在安南就有吃空饷、盘剥驻军的劣迹，如今又重操旧业，大幅削减部队的粮食等物资供应，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怨恨。

将领李尽忠（多么讽刺的名字）秘密联合了薛志勤、康君立、李存璋等将领，密谋兵变，拥护李国昌父子做他们的头领。

2月，李尽忠等人煽动士兵不满情绪，发动兵变，将段文楚凌迟处死，然后推举李克用主持军政。李克用上表朝廷，自称“大同防御留后”。

那个年代，这是兵变的典型套路。驱逐或处死长官，然后自称“留后”，上表朝廷，汇报工作。朝廷多半会采取姑息态度，顺水推舟，正式下达任命状，承认兵变，一年半载之后，“留后”转正。

出乎李克用的预料，被草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中央政府居然驳回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