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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3章 关东士人的愤怒（第2页）

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来了实施休养生息之策的第二个丰收年。

“上计”开始，各郡国使者赶赴咸阳。经过初步统计，因为全国连续两年大丰收，而北疆镇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减，中央财政以最快的速度“触底反弹”。乐观估计的话，只要下一年度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中央财政就能摆脱危机，迅速增长。

风调雨顺固然重要，而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则更是至关重要。

始皇帝书告武烈王公子宝鼎，授权他与匈奴人展开进一步的议和谈判。虽然双方结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认为，宝鼎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北军统率部的名义，与匈奴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官方贸易，一方面赢得更长久的边境和平，一方面尽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之间的战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种贸易获得更多的战马，增强北军远征的能力，为几年后的北伐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一年的预期也非常乐观，所以中枢不少大臣建议重新开始直道的修筑，同时考虑到咸阳宫太小，更多的大臣建议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伟的新皇宫。还有就是始皇帝的骊山寝陵已经停修数年，也应该继续修筑了。

始皇帝有所心动，征询宝鼎的意见。

宝鼎毫不犹豫，断然阻谏，而且言辞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岭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费惊人。前期在子午岭段的修筑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其工程量超过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宫和骊山陵也是庞大工程，保守估计仅仅所需征发的民夫就多达百万以上。百万人的建设大军，需要耗费多少财政？

现阶段帝国的国策就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就是要集中力量恢复国力，任何损耗国力的土木工程，不管是不是急需或者必要，一律禁止。凡违令者，等同于谋反叛国，杀无赦。

中央财政摆脱危机，持续增长，并形成良性循环，是确保帝国稳定和中央权威的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政，中央拿什么戍边？拿什么供养军队？没有军队，中央拿什么保证帝国的稳定，保证老嬴家对中土的统治？

宝鼎随后再上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严厉警告文武百官，北疆镇戍关系到中土的存亡，南北战争迫在眉睫，中央财政在改善之后都要投到这场战争之中，谁敢打中央财政的主意，谁敢置北疆危机于不顾，那他就是大秦的敌人，十恶不赦，人人得而诛之。

此奏一出，咸阳震惊，所有关于大兴土木的呼声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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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来临。

宝鼎看到咸阳政局平稳，随即决定西巡，与大月氏王紫苏会晤。

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出事了。

《韩非子》在全国郡县刻制，凡帝国官僚都要研习，各级学府都要教授，但现实情况是，大秦本土郡县基本上能严格执行，而在关东地区却遭遇到了巨大困难和阻力。

秦人官僚毕竟有限，即便以武将领文职，也一样严重不足。治理一个郡县需要真本事，仅靠认识几个大字远远不够，再加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所以关东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各级府署中，大量征募关东士人充任掾属。

法家大贤和法家学术在关东诸侯国中的变法中曾经辉煌一时，但因为关东各国的变法先后失败，所以法家学术必然衰落，唯有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大放异彩。关东士人研习法家学术者寥寥可数，这导致咸阳的这一命令在关东地区根本无法执行。

难道把这些不是研习法学的掾吏统统赶走？当然不能驱赶，就靠这些人做事了，再说秦人的地方军政官长还要靠他们来培植和发展地方势力。既然这些人不能驱赶，要继续留用，那地方的军政官长如何执行咸阳的这一命令？

这些人根本不会研习法家学术，即便在强制情况下不得不学，也是一目十行，敷衍了事。不过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饭碗”，他们尚不至于与官长们直接对抗，但地方的名士大贤不能不反抗，这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思想的生存。

按照咸阳的命令，中土的士子若想进入仕途，就必须研习法家学术，入仕考试的基础就是法学，而官僚的考核还是法学。学而优则仕，否则刻苦学习干什么？所以中土的士子只能去研习法学。

如此一来，其他诸子百家怎么办？没有士子研习，这些学术思想岂不失传？

第一个跳出来反抗的就是儒学，就是鲁国故地的孔氏世家，就是山东大贤孔鲋（fu）和他的数百名弟子。大秦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是孔鲋的弟子。

儒学领袖孔鲋振臂一呼，其他儒学大贤、名士当然响应，于是中原、河北、山东和两淮的儒家弟子纷纷以上书、进言等方式向咸阳和当地郡县官长提出抗议，其中一些情绪失控者更是直接冲击当地的府署和学府。

儒家为生存而战斗，其他诸如道家、墨家、名家等诸子百家随之响应，反抗大潮迅即席卷关东。

六国潜匿余孽乘势而起，遭到秦人杀戮的神仙家方士也乘机散布谣言，更有图谋复国的六国流亡贵族和逃亡任侠在其中推波助澜，关东形势骤然紧张。

关东地方郡县的掾吏有的公开支持，有的默许和纵容，有的即便态度不明朗，但也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师长和同门，而地方郡县官长们不管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地方大局考虑，在咸阳没有做出明确指示之前，也以劝说和安抚为主，只有极少数地方官长态度强硬，打算以武力镇制的方式强行压制，然而，通风报信者众，不待有所动作，反抗的士人就逃逸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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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郡国纷纷上奏，以稳定地方为借口，有的恳请咸阳改变政策，平息事端，试图以此来赢得关东士人的好感，得到他们的支持；有的则恳请咸阳下诏镇制，以便乘机扩大地方权力，尤其是扩张地方镇戍力量，借机掠夺地方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