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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第1页）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

至于普鲁士国王因而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不要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虽然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重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

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被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第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就在于此。

即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现在，即使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rso;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使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虽然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乏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让这种手段发生效果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含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因此，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手段，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好象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