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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

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

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ldo;王臣蹇蹇，匪躬之故&rdo;，&ldo;夙夜匪懈，以事一人&rdo;。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

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

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

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

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ldo;选贤与能&rdo;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ldo;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rdo;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ldo;尚贤&rdo;、&ldo;不尚贤&rdo;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ldo;不尚贤，使民不争&rdo;，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此外，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它与老庄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相同于老子&ldo;不尚贤，使民不争&rdo;这个观念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ldo;相爱者则比周而相誉，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诽誉交争，则主威惑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rdo;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ldo;比周&rdo;，大家在一起肩比肩（&ldo;比&rdo;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叫做&ldo;比&rdo;。&ldo;比&rdo;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ldo;背&rdo;。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ldo;背道而驰&rdo;。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ldo;朋比为jian&rdo;的意义。&ldo;周&rdo;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的，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说：&ldo;老张好吗？&rdo;就说：&ldo;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rdo;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ldo;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rdo;，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ldo;诽誉交争&rdo;，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ldo;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rdo;我说：&ldo;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rdo;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牵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姊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ldo;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rdo;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人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ldo;不尚贤，使民不争&rdo;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道家与法家的辨贤

人文历史的演变，与学术思想相互并行，看来非常有趣，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有正必有反，有是就有非。正反是非，统统因时间、空间加上人事演变的不同而互有出入。同样也属于道家的鬻子‐‐鬻熊，如果只依照传统的说法而不谈考证他的生平，那么，他比老子还要老了，应该属于周文王时代，与姜太公‐‐吕尚齐名并驾的人物，也是周文王的军师或政略咨议的角色。但他却主张需要起用贤者，而且提出贤士的重要性。如说：&ldo;圣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犹无有也。王道衰，千里有一士，则犹比肩也。&rdo;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古的时代，人心都很朴实，不需要标榜什么道理等等名号。上古时代，圣王在位，纵然百里之内，有一个道德学问很好的人，也是枉自虚生，好比没有用的人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差不多，又何必特地请一些贤人来治世呢！好比说，一个社会，完全安分守法，既无作jian犯科的人和事，便不需要有防止、管理作jian犯科的警察了。但他又说，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千里之外如有一贤士，也要立刻找来，与他并肩同事以治天下。

从鬻子的理论观点来看历史，一点也不错。例如生在盛唐时代的赵蕤，也是道家人物。他纵有一肚子的谋略学问，但生在升平时代，又有什么用处？只有著书立说，写了一部《长短经》传世，自己去修道当隐士。虽受朝廷征召，始终不肯出山，因此在历史上，称他赵征君。他虽然传了一个徒弟李白‐‐诗人李太白，晚年用非其时，又用得不得当，结果几遭身首异处之祸。好在他年轻时帮忙过危难中的郭子仪，因此后来得郭子仪力保，才得不死。如果再迟一点，在安禄山、史思明以后的乱局，也许李白可与中唐拨乱反正的名相李泌并驾齐驱，各展所长，在历史上便不只属于诗人文士之流，或者可有名臣大臣的辉煌功业呢！

鬻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

臣已老矣。坐策国事，臣年尚少。

其实，文王说的&ldo;老矣&rdo;，是一句故意说的笑话，而且也有些为自己感慨的味道。文王用姜太公时，吕尚的年龄，已过了八十岁。他与武王的年龄不相上下。当然，九十岁以外的人，明知兴邦大业，已非自己的年龄所能做到，有如清人赵翼的诗：&ldo;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rdo;因此对鬻子开了一句玩笑‐‐&ldo;嘻！老矣&rdo;。是鬻子老了？还是他感慨自己也老了？只有他自心知之。可是鬻子的答案，也正合文王的心意，彼此知心，一拍即合，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贤良待沽，因此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岂不是&ldo;尚贤&rdo;的明证？况且法家如韩非，他虽然主张法治而不重人治，但用法者是人，不是法。人不用法，法是废物。韩非自荐，正是自认为是贤才，因此而求鬻卖于帝王。如果人主不&ldo;尚贤&rdo;，韩非又向哪里去卖弄他自己的贤能呢？

且让我们再来看看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他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ldo;乌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jian。&rdo;

淮南子这里所提出的相反道理，正如老子所说：&ldo;长短相较，高下相倾。&rdo;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的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ldo;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rdo;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ldo;人穷则诈&rdo;，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如法家的韩非子说：&ldo;国有常法，虽危不亡。&rdo;淮南子却说不见得：&ldo;峻刑严法，不可以禁jian。&rdo;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ldo;人穷志短，马瘦毛长&rdo;的道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而又否定法治的功能，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