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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歼灭陈祖义的&ldo;旧港之战&rdo;，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

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

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ldo;旧港（三佛齐）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rdo;。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持哪一方。

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历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ldo;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rdo;（《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ldo;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薮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祟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rdo;（《瀛涯胜览》）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影响至今‐‐尽管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纪念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ldo;局&rdo;，凭借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ldo;海盗&rdo;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

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滞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ldo;急流勇退&rdo;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

太监出洋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ldo;王化&rdo;，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ldo;日不落帝国&rdo;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作者朱彧，成书于1119年）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ldo;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rdo;1124年，在许兢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同样记载了：&ldo;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rdo;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在发现磁石能够吸铁的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制造了&ldo;司南&rdo;，广泛运用于陆上测量。而欧洲直到千年之后，才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还出现了&ldo;针路&rdo;图，即航线图，结合指南针的使用，详细标注航路的情况，也称为&ldo;针经&rdo;、&ldo;针谱&rdo;或&ldo;针策&rdo;。到了元代，指南针成为中国航海的主要导航方式，不论昼夜晴阴都用。

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ldo;神舟&rdo;。中国海船，实际上成为全球海洋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iddot;白图泰（ibn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则记载了200多个国家，其中的99个是他本人&ldo;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rdo;。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ldo;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rdo;（《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ldo;佛莲&rdo;，&ldo;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rdo;，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杂识》）。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ldo;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rdo;（《夷坚志》）。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ldo;曾不期年，获利百倍&rdo;。福建&ldo;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rdo;。泉州海商王元懋，&ldo;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rdo;。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ldo;市舶司&rdo;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ldo;市舶司&rdo;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