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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巩固皇权（第1页）

赵顼来到御书房，拿起奏疏，浏览起来。

“圣上，身体要紧。”李向安关切地说道。

赵顼不予理睬，认真地看了起来。李向安也不再吱声，在一旁为赵顼研墨。

“启奏圣上，王相公求见。”一个小黄门跑进禀告道。

“嗯，让他进来吧！”赵顼吩咐道。

“微臣叩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安石缓步疾走俯伏在地。

“你们都退下，房外百步之内不许有人。”赵顼转身对李向安说道。

“小人遵旨。”李向安鞠躬带着几个小黄门走了出去。

随即，御书房的门关了起来。

“先生，请坐。”赵顼搬来一张椅子放在御桌之前。

“谢圣上。”王安石站起，坐了下来。

“先生此来，是为了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的事情吧？”不待王安石开口，赵顼先讲了出来。

王安石愣住了，皇帝未卜先知，他是不相信的，难道是皇帝在自己身边安插了人，还是皇帝专门派人监视着自己？

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的事情，还是昨晚上王安石与吕惠卿、章惇等人商讨后的决定。

“圣上英明，却是如此。”王安石不敢说赵顼监视他，心里却极为不舒服。

现在是熙宁二年一月底，下个月就是赵顼让参知政事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统筹变法事宜的开始。

无论是原来赵顼的记忆，还是对于历史的了解，赵顼肯定王安石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

“先生认为变法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先生尽管直言，朕不会怪罪先生的。”赵顼笑问道。

赵顼想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为自己找个战友，不用孤身奋战。而王安石就是第一个。对付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特别是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家思想家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道理讲得透彻。权力富贵等恩德只能让匹夫效忠，思想家效忠的只有自己的世界观。

“在于君臣保持长久的契合。”王安石说得铿锵有力。

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

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车成贞观之治。

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

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

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

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

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

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

“先生可知庆历新政因何而败？先生直说无妨。”正在王安石回忆昨夜一番盘算的时候，赵顼笑着又提出了问题。

“因仁宗皇帝背信而败。”王安石直言不讳。

“先生可知仁宗皇帝何故背信？皇位不稳而已。”赵顼在王安石不知如何作答时，自问自答起来。

“圣上何出此言？”王安石想起赵顼可能对自己的监视，不觉冷汗。

王安石是正直的士大夫，即使变法采用的也是制度化的手段，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士大夫那阴暗的一面。

“他们效忠的不是朕，是朕的这身黄袍而已。是穿这身黄袍的人给予他们的富贵权位。国库空虚，赏赐无节，由不在此？倘若，绝其富贵，断其权位，忠君者能有几何？”赵顼缓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