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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十（第1页）

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但实际上云铮觉得，其根子已经烂了，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这个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乱折腾下去了

宁鹏轩忽然出现在帅帐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出了云铮自己

“风哥，林坚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宁鹏轩平静的道

云铮瞥了他一眼，问道：“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乱贼林旭麾下的”

云铮笑了笑：“答应他，就说本帅今夜必到，让他决定地点”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他知道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知道林坚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

“是，风哥，那我去了”

“去”云铮回头坐下，淡淡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