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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46]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47]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糙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8]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49]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ldo;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rdo;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ldo;以天下为己任&rdo;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50]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51]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52]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53]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54]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55]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