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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第2页）

虽然理学是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儒学。理学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含着道家、佛学等各家的主张，也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结合起来。近代以来有些人批判理学是“大杂烩”，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

儒学重视政治、伦理，解决的是世俗的问题。按照西方基督教的理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超越的世界，后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帝的世界、神圣的世界。儒家比较重视政治伦理，也就是所谓的世俗生活。儒家认为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社会成员，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词，第二个“君”就是动词，“君君，臣臣”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君主就要按照君主的要求那样做，作为一个臣就要按照臣的标准来做。“父父，子子”的意思也是这样。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说法，君臣和父子只不过都是社会的一个角色而已，人在社会当中就要承担许许多多的社会角色。

儒家强调，一个人一定要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代表的就是你本人。你承担了什么社会角色，就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当时孔子到处奔走，四处游说，宣传他的学说，有一个隐士就问他：“你明明知道你的学说行不通，还何必凄凄惶惶地到处奔走、讲学?”孔子认为，人毕竟不像山林中的鸟兽，而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故而对这个社会群体即国家和家庭有责任。

过去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孔子的学生宰我说：“守三年丧太辛苦，可不可以不用守这么久?”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内心安稳，就可以不守。”等到宰我离开的时候，孔子就骂他，这真是一个不仁义的人。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至少要哺育你三年。现在父母去世，你连回报自己的父母都做不到。儒家从一开始就认定，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中就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社会义务。这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政治规范。

（四）佛、道关注个人

但是佛和道与儒家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关注个人。人作为个体与作为社会角色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的问题，特别是面临着生死，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生短短几十年，如何来安顿自己的生命?这是佛、道二教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原本是尼泊尔的一个王子，人世间最好的东西他都拥有了。后来他发现生老病死的大限任何人都不能避开，于是他开始修行，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创立了佛教。道家，特别是庄子，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认为人生的是非得失全部都要抛开。只有抛开这些，才能达到无欲无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佛、道不仅重视个体生命的超越与安顿，而且重视哲学思辨，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儒、佛、道三家各有各的道理，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有一段出入佛、道的经历。早年他们学儒学，后来他们也学佛学、道家，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儒学，但是他们把这些学问综合起来，创立了理学。所以这样的个人人生经历以及以后创立的学术体系里面，既包括儒家的政治理念，也包括佛道哲学的思辨、人生的体验、生命的安顿等问题。所以说，理学是古代文化综合的产物。

（五）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所谓的儒家文明并不完全是孔孟之道，尤其应该包括程朱理学。儒教文化圈里，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新加坡，他们所接触的儒家文化全是理学化了的儒学。

（六）理学的宗教性

西方人最早接触儒学，讨论儒学，也是与理学有关。大家知道，明末时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很快就接触到儒家思想与“四书”。他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到底儒学的“天理”和上帝是不是一样的?

有一批传教士认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给中国士大夫传教的时候就说：“上帝和讲天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你们信仰天理和信仰上帝没什么区别，你们学了儒家经典之后可以再读我们的《圣经》。”后来，另外一些传教士发现把上帝和天理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因为新儒家讲的“理”、“气”是哲学概念而不是人格神，而且儒家还有自己的孔庙，有祭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这和祭拜上帝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跟上帝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综上所述，理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它是古代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将哲学和信仰融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二，它是综合了古代各种思想文化的产物，是综合了古代的儒、佛、道思想的学术形态；第三，它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七）理学流派

理学只是一种学术思潮，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在北宋的时候有濂学，由周敦颐创立；有洛学，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创立，因为他们在河南讲学，所以被称为洛学；还有关学，即关中之学，位于今天的陕西，是张载创立的学派；有朱熹创立的学派，叫闽学；有以岳麓书院中的一些学者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还有陆九渊创立的江西学派。

每一个学派的宗旨都不一样。比如说，周濂溪讲“无极而太极”，他作了一个《太极图》，认为是无极产生太极，太极产生阴阳，阴阳产生五行，从而产生万物，宇宙就是一个从无极化生到太极的体系；张载创立的关学把“气”看得最高，把宇宙、天地看成“一气”；而二程讲究天理，把天理放得最高；南宋江西陆九渊则认为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天理就在人心中间，不能离开心讲天理，因此，他们崇敬“心”，把主观的“心”看成是最高的，所以叫心学；湖南的湖湘学派认为人性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依托于人性，天地万物之理全部在人性中间，他们把人性作为哲学最高的法则体系来遵循。

每一个学派都有相应的哲学体系。在这些哲学体系中，二程创立的“天理”论，经过朱熹的发展，成为理学的正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他们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天理如何化生万物，然后又提出一套修身的方式来体认天理。这套体系在南宋的时候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到了元代，得到了朝廷的推崇，到了明代则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朝。所以，元、明、清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

（八）程朱理学的文化宗旨

程朱理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对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描述。譬如有的人把程朱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描述为：从天理到气，再到万物，然后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认为程朱理学的体系和宗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套信仰体系；二是有一套知识体系，需要通过一套经典与概念来论证；三是有能够指导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来体现。

（九）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一——信仰

理学为什么又称为道学？信仰是通过“道”来体现的。唐代的韩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原”是追根究底的意思，为什么要“原道”呢?在唐代，佛、老之学非常盛行，儒家士大夫本来是要好好读儒家经典的，但当时大家以读佛家经典、老庄的书籍为最高的学问，这样就动摇了儒家的信仰。所以韩愈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就是想强调儒生应该以“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儒家的理论来修身，而不是佛、老的“空”、“虚无”等观念。

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无为”，而佛教讲究“空”，即世界全部是虚假的，只有达到“空”才是涅槃的境界。而儒家重视“实有”，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人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好“君臣父子”，应该服从世俗的、社会的使命，不应该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士大夫重新回到儒家之道，但韩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士大夫真正在精神上信仰儒学，一是必须要在理论上使大家相信儒家，另外还要从信仰上、情感上、日常生活上自觉地遵从儒家的伦理。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理学。

其实“理”这个字主要不是来自儒家经典，而是大量出现在《庄子》和《韩非子》等典籍中。《庄子·天运篇》中云：“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韩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韩非子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准则。比方说一张桌子为什么有四条腿，为什么春天花草生长，秋天花草凋落?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存在。这些都是由“理”来决定的，不可违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

程朱理学把自然规律的“理”和伦理道德的“理”都看成是“理”。程朱理学认为“父有父之理，子有子之理”，“忠孝仁爱”都是“理”，是做人的“理”。朱熹认为“理”在自然、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即使天塌下来、陷落了，“理”也一定存在。天陷落了只是形而下的物，而“理”不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引用了《周易》中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者，是在形体之上的，不是在形体中间的。“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器”，例如树木、花草、房子、人，等等。“器”中间一定有一个道理，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都要服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是“先天地而生”，是宇宙中最高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朱熹就把这个东西称为“天理”，又叫“天道”。

西方的哲学家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就是追根究底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纯粹为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儒家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并不是这样，只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论证“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可行性。

唐末五代时期的伦理非常混乱，君臣之间相互残杀、宗族内部乱伦的现象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按照儒家的这套伦理来管理，社会才能够稳定。理学家的“天理”不是普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伦理。朱熹并不像孔子一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朱熹所说的这个天理究竟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谁说话?清代有个学者叫戴震，说天理就是上位者为压迫下位者而设立的。应该说，程朱的“天理”是双向的，既是对下位者而设立的，又是对上位者而言的。二程就是给皇帝讲经的老师，他们曾不断地提醒皇帝要服从天命，因为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严重，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越高，则越危险。怎样来制约皇权?是这些大儒关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民主、舆论等监督皇帝的机制，最好的制约方式就是通过讲天理，告诉皇帝哪些是天理，让皇帝自己领悟到不能放纵过度、为所欲为的道理。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服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朱熹也是这样，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上书说要注意“存天理，灭人欲”。当然，“天理”也有针对下位者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统治者不但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同时还有文化权力。天理论一旦运用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来，就成为上位者训诫下位者、奴役下位者的工具，所以，就变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十）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二——知识体系

从知识体系的源头来说，理学家所讲的天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理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全部来自于儒家经典，他们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释。汉代儒家学者的任务也是注释这些经典，他们主要是对经典进行历史学、训诂学的注疏。所谓训诂学就是了解字义，历史学就是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等。程朱等理学家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的，注释经典就是要了解圣人之道，了解圣人倡导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经典而领悟圣人之道。所以程朱理学是对儒家的重新解释，以重建那个时代的信仰体系。

（十一）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读书人士的必读书。《四书集注》讲的是从天理到人性这一套道理。朱熹宣称这套道理就是孔夫子说的，只是孔夫子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实际上这是程朱等人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所建立的一套体系。程朱理学当时的宗旨就是重建时代信仰，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建立一套信仰体系。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认为佛、道是“有体而无用”，即虽然有信仰，但是脱离了社会现实。而汉唐以来的士大夫和官员注重治理国家的治术，他们是“有用而无体”。这些都不能解决“体”和“用”的关系，只有把“体”和“用”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套信仰，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说，人确实有这种最高的精神需求。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晚年的马斯洛发现，这些需要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全部满足后，一定还有一种要将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终极存在融为一体的需要。晚年马斯洛称这种需要就是超越性需要，这是人的最高需要。后来，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心理学流派，叫超个人心理学，他们研究各种文明，如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这个流派认为这些宗教体系、文明体系里面均有一套理念，能够解决人类超个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学家研究后还发现，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之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中，往往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到了大自然中，与美好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沉醉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天人合一”，马斯洛称此“天人合一”为超越性的需求，认为此需求是最高满足。为什么那么多宗教徒如痴如狂地追求宗教神秘境界?因为那里面的确有最大的精神快感，它能使人将其他的需求全部放弃。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人能够达到一种无限的喜悦，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和宇宙、社会、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这时人已经没有自我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经验。

理学总是要求把儒学的一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终极关怀结合在一起，把哲学和宗教结合为一体。天理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种宗教象征。所以朱熹既倡导“格物致知”，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强调个人修炼、修养。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更强调如何成为“圣人”。朱熹本人也有一些超越性的宗教体验，所以他主张知识理性和直觉体验的统一，既重视知识理性，又讲究直觉体验；既讲哲学概念，又讲宗教象征，这个体系构成了程朱理学。

三、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

（一）胡适解释书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