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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然而，虽然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增强了万历前期的国力，但却触犯了许多官绅的既得利益。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开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如履薄冰，不得不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砸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人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严肃学规，实施严格的淘汰，打击了为害乡里的学霸，也招来了被淘汰者的怨尤……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此，他深知自己的改革将损害相当一部分官吏的既得利益。好比&ldo;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rdo;，将会招致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在冯保和皇太后等人的支持下，由神宗皇帝作出裁决，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ldo;夺情视事&rdo;。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ldo;祖制&rdo;和&ldo;纲常&rdo;。因为根据传统礼教的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3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故而&ldo;夺情&rdo;一事，让许吐司大夫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张居正&ldo;恋栈&rdo;，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的反对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稽考史实，在夺情之争中反对张居正的，并非完全是反对改革的奸佞小人，但张居正却认为这些人存心与自己作梗，因而采取了极不明智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派。当时，在他的授意下，明神宗以&ldo;星变&rdo;为由，下诏考察群臣。因这一年适逢旧历&ldo;丁丑&rdo;，史称&ldo;丁丑京察&rdo;。此次京察共查处了51名官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夺情者。有人虽然素负才名，只因反对夺情，就被冠以&ldo;才力不及&rdo;之名而降级调外；相反，有人虽屡次遭受弹劾，却因赞成夺情而青云直上。显然，&ldo;丁丑京察&rdo;助长了任人惟亲的风气，从而在朝廷上形成了一股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势力。由于掺杂着个人恩怨，处置不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一些原本并不反对改革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次年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指出&ldo;丁丑京察&rdo;的结果必然会&ldo;驱使天下之士奔走于私门&rdo;。张居正见疏大怒，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早在夺情之前，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就已相当专断。他对同僚的态度向来是盛气凌人。以至于当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只能随声附和，从不敢有所异议。诚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说：&ldo;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rdo;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他是针对朝政中流行着的对张居正、冯保之阿谀逢迎而发难的。当时，无论是边防上打了胜仗，还是完成了水利、桥梁等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官员总是将张居正、冯保列于首位，赞颂他们运筹帷幄，为之请求封赏。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中枢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事无巨细全都归功于他们，盲目加以赞扬，从而助长了谀佞的风气。余懋学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仅拒不接纳，而且还严厉处罚了余氏，将之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余懋学的被贬，更加深了一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反感。&ldo;夺情之争&rdo;以后，张居正变得越来越听不得逆耳之言，并由听不得逆耳之言发展到只愿听阿谀逢迎之辞，从而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整天陶醉于奸佞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中。例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这副对联的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世宗、穆宗和神宗，而下联则是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和榜眼。对于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还欣欣然地将之悬挂于厅堂。原礼部侍郎邱岳献了一副对联，对联上这样写道：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ldo;丘山&rdo;是邱岳二字的偏旁，而&ldo;太岳&rdo;则为张居正的别号。对此，张居正更是心花怒放，准备越级提拔邱岳。这种对阿谀奉承者的欣赏和鼓励，必然会使用人的标准由&ldo;惟贤&rdo;变成&ldo;惟亲&rdo;，从而形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宗派。这就使得张居正愈来愈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难以真正任人惟贤地选拔人才。事实上，张居正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任用了不少亲戚故旧。其中，既有安邦治国的贤才，也有奸险的昏庸之徒。

在对阿谀奉承者欣赏和鼓励的同时，张居正还竭力压制言官，对言官采用利诱、威胁的两手，凡不听话的言官必定调出京师，至于公开唱反调的则必定罢官，乃至于流放。言路是明代政坛的晴雨表，言官是政坛上最活跃的分子，历任首辅不控制言路就无法长期执政，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而打击政敌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大度容人的器量，在处置言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时，往往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处置失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不少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显然是张居正处世为人方面不够明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