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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

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

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

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

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

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

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

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

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

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

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

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

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

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

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

“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

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