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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ldo;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rdo;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第四章　&ldo;独立房子&rdo;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iddot;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ldo;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rdo;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ldo;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iddot;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ldo;奥托&iddot;布劳恩&rdo;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iddot;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iddot;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iddot;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iddot;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ldo;一九零五年&rdo;，那么下一步就将是&ldo;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rdo;。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iddot;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ldo;俄国&rdo;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ldo;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rdo;。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ldo;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rdo;（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ldo;美式公寓&rdo;。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