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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第1页）

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

在曾国藩思想及言行中，学问与人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学问会对人格及其内部各个方面的形成产生作用；于此同时，人格特质也会对他的学问产生影响。www.Pinwenba.com那么，人格与学问之间是如何产生这样紧密的关联与互动的呢？这显然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条件与共同发展的基础，而这恰恰是曾国藩本人十分关注并作过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来，人格与学问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学问是一种知识追求，而人格则是一种身心的修养，《大学》曾分别以“格物”言学问探讨，以“诚意”言人格修养，即所谓“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但是，依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普遍观念来看，人格与学问之间又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人格发展应该以学问为基础，“尊德性”是离不开“道问学”的；学问最终也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道问学”的目的是“尊德性”。简而言之，人格修养的程度一定会体现在学问上，学问亦是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人格与学问之间有着非常一致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与方法途径，这正是学问与人格具有内在关联的原因，也是它们能够产生互动的条件。我们现在从曾国藩留下的著述中，清理出他对人格与学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思想。

一、共同的目标：立志圣贤

曾国藩将“事”分成两类：一类是“尽其在我”的事，一类是“听其在天”的事。他认为，有关人格精神、学问知识均是属于“由我作主”的事

情，因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至于功名富贵、生老病死则是不能由自己作主的，故而应该采取“听其在天”的态度。他指出：“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2.）他对于能够实现“尽其在我”的人格、学问之事，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争取，将其与天命分开，指出“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还认为，不但人格与学问是“由我作主”的事业，而且它最终所能成就的规模气象，还受每个人的志向制约。他说：“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活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答欧阳勋.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46—47.）曾国藩认为每个人的不同志向会决定人材的高下，也就是说，人格与学问的高下是由人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特别强调儒者的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志向是一致的。一方面，儒者的人格修身目标就是要成为理想的圣贤，这是一切有志的君子必须以一生的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4.）另一方面，学问追求的目标同样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圣贤，故而也必须以立志为先。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断不甘下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8.）“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6.所谓“大人之学”，即是立志成为“圣贤”的学问。读书者所立志向，也同样是如何做圣贤的“大人之学”。

无论是人格的境界追求，还是学问的知识追求，一旦以成为圣贤作为自己的目标，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激励作用，使人经得起人生与学问道路中的种种磨炼，并能够战胜逆境中的重重困难。曾国藩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复陈筱帆.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350—7351.）可见，成就圣贤的崇高志向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人格，培养人的学术涵养，尤其是使人不断产生自我完善的追求。曾国藩还认为：

君子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

在曾国藩这里，立志做圣贤成为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相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这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是促进其人格与学问共同发展的内在原因。

二、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经史百家

曾国藩不仅肯定人格与学问均以立志做圣贤为共同目标，以建立思想一致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同时它们之间还有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也就是以中国古代经史百家作为人格与学问的基础。曾国藩认为，古代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均必须借助于中国古代经史百家的文献典籍，方得以传递与教化后世，而文献典籍又是以文字形式来表达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容。他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救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明文字为要务。”（致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5—6.）无论是人格修养，还是学问研究，均必须通过精研文字形式的经史百家方得以实现和完成。

曾国藩“精研文字”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往往通过“无学不窥，默究精要”的方式从中获取人格与学问的精神营养。他所强调的主要的读书范围，能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反映出来，他曾择古代“圣哲”三十二人作为有志于圣贤者阅读的作者对象，认为“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新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248.）。这批被认为是“圣哲”的人物所研究的学问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各科知识内容，如“葛、陆、范、马”是“德行而兼政事”，周、程、张、朱是义理之学，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之学，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则是考据之学，至于以“圣”为标志的文、周、孔、孟，以才闻名的左、庄、马、班，则兼有多科文化，不是一科所能概括的。这批“圣哲”的著述，其实正好代表着中国古代优秀典籍的精华，体现出古代“经史百家”的各个重要方面。当然，在众多的中华优秀典籍之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仍是以经史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他提出，“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因为他相信经史之学完全包括了“内圣外王之要”，是“有本有末之学”（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3.）。所以，无论是从人格修炼的依据、还是从学问知识的基础来看，经史之学的重要性均是十分显著的。

为什么经史百家之学能够成为人格与学问的共同基础呢？在曾国藩看来，经史百家的学问研究与人格修养之间本来就有着内在的一致。经史之学所涉及的本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所以曾国藩强调经史百家之文对学业知识、人格修养的重要性，“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43.）。显然，对儒家经史之学的“学问思辨”是为了探求学问，对其“修身”、“济世”的实践则是为了成就人格。他曾以《大学》为例，说明儒家经典为什么能够统一学问与人格。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阅读儒家经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长学问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将书本知识“体贴到身上去”，这样才能使这些知识“内以修己，外以治人”，成为“圣贤”的人格理想。

三、共同的精神特质

曾国藩之所以强调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关系，还由于他看到了人格与学问之间本来就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质，他坚信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共同的精神特质，人格与学问之间才有着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曾国藩不仅经常思考和讨论这种共同精神特质的存在，并且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种共同点并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

曾国藩所讨论的人格与学问的共同精神特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例举几项。

其一，取人为善与兼收并蓄。

孔子早就告诫学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因为善于发现学习、汲取他人的长处，不断提升自我，这不仅体现出人格精神的基本涵养，而且也是对待学问知识的必要态度。曾国藩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相同的要求。一方面，在人格修养上，曾国藩坚持了一种“取人为善”的态度。他认为每个人均有各自的长处，所以，“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辨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851.）他甚至认为孔子能成为圣人也是因为他学无常师、为之不厌，即坚持“取人为善”。另一方面，在无涯学海中，曾国藩主张对不同长处的学派、学者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他反对因标榜汉学、宋学而排斥其他学问。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学问风气不同，每个学派的学术旨趣有异，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应该对各个思潮、学派、学人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77.）他本人甚为推崇的三十二位“圣哲”，其学术内容就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不同方面，他认为这些不同领域的“圣哲”均是自己应该师法的楷模。总之，曾国藩无论是人格方面的“取人为善”，还是学问方面的“兼收并蓄”，均表现出他对别人道德、学问的尊重，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的博厚、兼容的精神内涵是十分一致的。

其二，浑拙忌巧。

曾国藩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有一个倾向，就是强调并追求一种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梁启超评价曾国藩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事实上，曾国藩在日常言论中，常常以十分称赞的口吻谈到这一“钝拙”的精神特质，并提出一系列与“钝拙”相近的词，包括“浑”、“浑拙”、“拙诚”、“浑厚”、“诚愚”等，他认为这种精神特质正好与“巧”、“巧诈”、“玲珑”、“精明”等相对应。曾国藩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精神特质的态度非常明确，即高度赞赏“浑拙”、“诚愚”的精神，反对“巧诈”的作风，并以“天道三恶”中“天道恶巧”（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384.）为“三恶”之中的“首恶”。曾国藩所以倡导浑拙并反对巧诈，既与他深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有关，同样也与他的人生阅历与官场磨炼有关。

曾国藩坚持将浑拙看作是人格、学问两方面的要求。首先，对于曾国藩来说，追求浑拙是他本人在人格修炼中的一种精神追求。他曾对儿子曾纪泽提出：“泽儿天资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1247.）“浑拙”功夫为什么对修身如此重要呢？因为智巧者往往会因为工于心计、过于武断而引起人际间的矛盾或纷争，而“浑拙”者则往往能避免上述人生困境。所以曾国藩说：“纵人以巧诈来，我以深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63.）所以，他一直将“浑”作为人道的“八德”或“四德”之一。另一方面，从做学问方面来看，也应该是以浑拙忌巧为做功夫的要求。做学问的人如果过于智巧的话，则往往不愿意下“困勉之功”，而曾国藩强调“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76.）。他提出的许多做学问的基本要求，均体现出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譬如，他对那些自以为是而随便评讥古人的智巧之士、狂妄之徒十分不满，他与儿子曾纪泽讨论“为学之道”时说：“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曾国藩全集，第18册.日记（三）：1486—1487.）曾国藩在谈论读书学问的事业时，总是反复强调“切守力行，其后乃党语语皆可践守，由是见曰亲切，而德曰不孤耳”（致刘传莹.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16.）。这一切，均体现出他在学问上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

其三，守勤有恒。

曾国藩能够在人格修身、学问追求上取得那样高的成就，获得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成就，得益于他终生的勤勉有恒，他坚信“人而无恒，终身一事无成”（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58.）。所以，他一直将“勤勉”二字作为自己进德修业的要求。他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业，无论是修己治人的人格修养、政治功业，还是学问境界的提升，均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他提出：“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笔记二十七则·功效.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378—379.）所以，曾国藩将自己长期积累、悉心体验的“八德”之中的“勤”，列在首位。他还进一步提出“勤之道有五”，包括身勤、服勤、手勤、口勤、心勤。他认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386.）修德进业均须依赖于一个“勤”字，但是保持“勤”则须“恒”，所以他又强调“恒”字，说：“天道忌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384.）而守恒则是进德修业的根本保证，他甚至认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没有“恒常”，就会“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一旦坚持守恒，就能够取得进德修业的大成就。他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复陈筱帆.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350.）只要长期坚持勤恒不息，百般磨炼，就会成为像尧舜、周孔等人那样的圣贤豪杰。

四、一致的思想方法

虽然人格与学问之间有一系列差别，前者注重主体的修炼，后者注重客观的思考，但是曾国藩认为人格与学问之间又有着内在统一性，譬如说，二者在方法上就有着共同点。也就是说，人格的修养方法与学问知识的方法有着同一性，如果在进德修业的过程中使用同样的方法，不仅能够取得双重的作用，而且会产生互动的效果。

曾国藩讨论得比较多的这一类方法，诸如以下所列。

其一，切己体察。

“切己体察”是宋儒朱熹提出来的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朱熹强调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结合起来，即通过学问的道路来培植自己内在的“德性”，而“切己体察”就是一种将读书的学问探讨与德性的体验察识结合起来的方法，故而既是一种读书求知的方法，又是一种德性修养的方法。曾国藩对这个方法十分赞同。他在教育儿子曾纪泽时，就以自己的切身体验，用这个“最为精当”的方法启发他：“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09.）他认为儿子读书之所以不能深入，没有自己的心得，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修身，就是没有懂得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事实上，他认为儒家经典所讲的一切知识学问均是与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故而他对那种不能将书本知识与切己体察结合起来的人，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譬如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所以，曾国藩主张通过“切己体察”从而将相关的“格物”与修身相关的“诚意”统一起来，他说：“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当省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40.）这种“切己体察”方法，将人格修养与学问积累结合起来，产生互动的效果。

由于曾国藩能将这种“切己体察”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读书学问生活之中，并能将自己一生的求学与修身结合起来，故而，他不仅在学问上能够成为“无学不窥”的旷世之儒，而且在人格上亦能够成为影响后世的“圣贤豪杰”。曾国藩一辈子努力反省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人格精神，这种德性涵养、人格修炼的目标境界及方法来自于他同样一辈子都追求的学问。譬如他为儿子制订的德性涵养的“日课”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些修养的方法、目标均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及其后世儒者的解释等相关的学问为依据的，如“求仁”就来自于孔子的《论语》、张载的《西铭》等儒家经典。又如曾国藩甚为推崇、向往的人格境界是“豁达光明之识”、“恬淡冲融之趣”，这种境界也是他在阅读庄子、李白、韩愈、邵雍等诸子百家的诗文中领悟到的。譬如，他在谈读书的体会时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意人胸襟也。”（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959.）庄周、邵雍等人的诗文大大拓展了曾国藩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切己体察”方法而促进人格、学问一同发展的重要证明。

其二，主静居敬。

自从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圣人定之以正仁义而主静”以来，“主静”逐渐成为儒家学者重要的德性修养的方法。当然，朱熹等人认为“主静”难与佛道二家工夫相区别，故而又提出“居敬”工夫以代之。曾国藩同样十分推崇“主静”与“居敬”的方法。他曾经将“主静”作为德性修养与读书学问共同使用的方法，而且并不忌讳主静工夫与道家的关系，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认为“老、庄之虚静”（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是重要的修身方法与读书方法。当然，曾国藩十分重视“主静”工夫，首先亦是从人格的德性修养方面考虑的。他十分赞同并且努力实践“静坐”工夫，他认为儒者的静坐应该是“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他认为这种主静是不同于佛教的冥然入定的，作为一个儒者应该通过主静而发现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并使“仁心不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说：“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而参天两地之至诚乎？……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29.）正由于“主静”能够产生这种“仁心不息”的效果，故曾国藩坚持将其作为重要的人格修炼方法。另一方面，曾国藩又认为主静中产生智性的“明”、“神明”，这正是读书学问的根本条件，因为读书学问所获得的天地万物之理亦是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所以，他提出的“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书赠仲弟六则·静.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35.），就是指主静者能够在静中保持、呈现自己本有的神明。这种“明”、“神明”正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在这种“明”、“神明”的状态下读书穷理是最有效的。所以，他赞成以“静”作为“穷理之本”（复陈艾.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051.）。“主静”有时又被称为“居敬”，曾国藩常将此作为终身遵行的“为学之方”。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在黎樾乔处论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越。”（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45.）如读书学习时其心不能保持“虚静”、“主一”的状态，往往是受名利等各种外在不良因素的影响，只有去除名利之心，方能读书有效率。他说：“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金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03.）当然，“居敬”更主要是一种人格修养的方法，朱熹以居敬为主要涵养工夫的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深。

其三，存诚工夫。

“诚”在原始儒学、宋明儒学那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思孟学派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经过宋儒的进一步发挥，“诚”就成了一个包含宇宙本体论和修身工夫论的双重意义的概念，即如朱熹所说：“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在曾国藩的论著中，“诚”仍然是一个包括宇宙论与功夫论双重含义的概念，首先“诚”是宇宙本体概念，他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3.）由于曾国藩向来是更为关注如何成就为圣贤的功夫论问题，并通过自己日用常行的实践活动去实现“诚”，所以，曾国藩更主要是从成就圣人的德业方面讨论诚。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他说：“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抵李副郎榕禀报近日军情由.曾国藩全集，第13册.批牍：156.）曾国藩还进一步指出，“诚”既包括“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的“在己之诚”，又包括与各种不同人打交道的“接物之诚”，所以“诚”在个人的人格修炼中十分重要。“存诚”工夫又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功夫，那么，人格修炼中的“诚”自何来？曾国藩坚持了朱熹等宋儒的思想，一方面设定“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诚”体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则必须通过格物、致知的学问，所以“存诚”工夫总是与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存诚”工夫也就是致知工夫。他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说：“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181.）曾国藩本人一直强调“诚意”是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常常倡导“明宜先乎诚”（君子慎独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181.），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这样存诚工夫就成了曾国藩所推崇的一种学问工夫，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也就有了相关性与一致性。

（与吴国荣合著，原载《教育评论》2007年第6期）